私益信托登记连接起了信托公示与信托财产的公示,是大陆法系在移植或者嫁接信托时所创设制度中的典型代表。信托登记本质上是信托当事人主动地借助登记来寻求对信托关系对抗力的保障,效力问题则是其中的核心与关键。虽然古今中外都存在许多“信任托付”的现象,但现代的信托理念是由英国的衡平观念孕育的。信托登记实质上是由立法进行主导。英国信托则以司法的方式,通过普通法和衡平法的互补与区分保证了信托关系的对抗力。但受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对“确定”的追求以及欧洲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对私有财产神圣化的影响,大陆法系需要明确财产的归属,在信托移植时就要通过登记制度来完成或保障信托的对抗力,以达到灵活运用信托的目的,但并不苛求强制登记。信托登记体现了信托理念从“司法中心”到“立法中心”的转变。我国《信托法》第10条实际上将信托的登记效力附随在信托财产的登记效力上,造成了逻辑上的混乱与适用上的生硬。信托登记的客体包括信托关系和信托财产两个方面,财产登记只是信托登记的一部分。物权登记与信托登记虽有重合,却具有各自独立的效力,研究的视角应向“人—人”“人—物”并重转变。信托登记的价值在于确保信托财产的独立来保障信托关系的对抗力,目的在于灵活运用信托,其效力应及于信托各方当事人。若最大程度追求信托之便利,发挥其财产设计之功效,似不必强求登记生效主义。在信托关系内部,由于信托合同是信托关系的重要载体,信托的合同性多少有些反客为主。我国《信托法》的相关行文混淆了信托的设立与信托合同的设立和生效。信托是否登记不会影响信托合同的效力。信托登记生效主义规范的重点在信托法律关系内部,通过自我限制的方式来保证信托关系的外部对抗,禁锢了信托的灵活,而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则面向信托关系外部,直接强调信托关系的对抗力。信托登记的对抗效力在服务经济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稳定金融安全以及平衡信托内外当事人之间关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出现权利或者登记上的冲突时,受托人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主张救济。受托人需要秉持受益人利益化最大化原则来切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在特殊情况下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撤销权可以越过受托人直接及于第三人。信托业“刚性兑付”的局面将会被逐步打破,不利后果最终由信托财产承担,受托人如有过错,则需由其固有财产来承担损失。当信托关系结束,信托终止登记也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我国私益信托登记的效力应由登记生效主义模式调整为登记对抗主义模式,这也是对财产对抗力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