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大旱,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小井庄生产队为了突破贫穷与生活困境,于9月23日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借地度荒政策,自此成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四十多年来,当年参与到小井庄包产到户事件的先辈们、后来的村民们通过聚会、庆典活动等方式来回忆过去,对外讲述这一故事。但是山南小井庄“包产到户”事件的内涵与意象并不是一种裸露在外可以被窥探的本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参与者对它的建构和解释与行政权力的干预。参与者在行政权力的引导下,从各自角度出发,共同叙述了一份统一的小井庄“包产到户”事件,并成为对内讨论、记忆,对外宣传、教育的模版,并最终生产形成了关于山南小井庄“包产到户”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呈现出“意义感”与“认同感”两种特征。对于过去的参与者来说,观看回忆、再现回忆,成为不断证明自我、证明村庄、推动现在生活的重要力量。集体对于这种意义的追求,进而强化了集体的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获得了一种认同感,一种特殊的身份——山南小井庄村民。在各种以纪念“包产到户”事件的各类庆典活动中突出的各种特色文化符号,体现着小井庄“包产到户”的文化渊源和村民们的勇敢创新之举,它向公众传达了一种历久弥新的自我认同观念:即——“敢为天下先”。然而集体记忆本身如何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是被历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型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能动性”地“建构”的结果。语言、纪念馆、老照片、遗址等记忆工具共同形成了生产记忆的合力。亲历者“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叙述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甚至是与官方统一话语的一致性。庆典活动同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表演“当年的老段子”,搭建、复原过去的场景,生产出一种特殊的“情绪”,进一步强化群众的社会记忆和社会认同。政治权利借助于报纸、电视、广播、纪录片等媒介渠道来统一我们所有人的记忆,最终当年参与者、当地村民以至于后来的人们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忆和认知都归于统一。小井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作为链接过去的现在的空间,通过对物体在时间和空间秩序上的重新排列,向人们传递需要纪念的信息,以引起参与者在感情上的共鸣。同时“敢为天下先”的文化精神被提出确定,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敢为天下先”的小井庄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与肯定,面临着诸多困境,小井庄及其“敢为天下先”的文化精神渐渐成为江淮大地的一个普通文化符号。小井庄迅速走出江淮大地,短暂走入全国视野,又退回到江淮境内。本文在研究调查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山南小井庄“包产到户”集体记忆是在亲历者、当地村民、行政权力等各种力量博弈下产生的,具体内容为:1978年肥西大旱,村民面临困境,黄花会议发生了决定性作用,之后山南公社开始决定“借地”给村民,村民私底下耕种,之后小井庄21位村民彻底包产到户,1979年2月万里来到小井庄,与李祖应等村民交流,召开座谈会,没有否定山南“借地”,之后全域实行“借地”,直到1981年被邓小平肯定,山南小井庄就此受到全国瞩目,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发源地至今;第二:山南小井庄“包产到户”集体记忆具有其特殊的逻辑特征,即“意义感”和“认同感”;第三,山南小井庄“包产到户”集体记忆的建构及延续的方式主要为以下几种:叙述、庆典、宣传报道和小井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第四,“敢为天下先”作为小井庄“包产到户”事件的精神定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当地发挥了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在对外传播中却面临着诸多困境,以至于小井庄与“敢为天下先”在世人眼中越行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