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经济的发展中，城市和城市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影响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心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发展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世界各国都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在应对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我国已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我国应采取何种城市化模式成为我国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吸收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因果和阿瑟的路径依赖思想，利用了迪克斯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了一系列模型，将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外部经济等因素纳入到了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使人们能够真正地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研究空间现象。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可以从内生的角度探讨城市的出现、发展、分异和城市体系演变的内在作用关系以及产业转移的动态过程。　　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流动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劳动者向高收入和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聚集力和分散力同时起作用，聚集力的根源来源于城市内部的大市场对企业的吸引力和靠近城市市场使劳动者节约生活成本，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用形成了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促使劳动者向城市聚集。分散力一方面来源于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而导致的市场拥挤效应。另一方面来源于农业生产对土地的依附和农产品的运输成本。　　本研究在回顾产业聚集和城市发展的传统理论并梳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脉络的基础上，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沿用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建立的市场潜能函数，解释城市出现和持续的内在机制，探讨单一城市的稳定性、新城市出现的条件与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讨论了劳动力有限流动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进而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解释了城市间产业差异形成的直接动因和内在机制以及城市间产业差异的逆转，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依据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　　新城市的出现或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都受人口规模的变化以及企业和劳动力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如果人口规模小，则新城市的形成比较困难;如果人口规模大，则原有城市体系容易被破坏，容易形成新的城市。当在近距离范围内存在两个大城市时，如果两个城市之间没有形成生产的高度分工，那么这两个城市之间争夺资源的竞争将是很激烈的。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城市规模的大小。当经济发展水平低且人口规模较小时，如果出现新城市，那么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产业活动的密度都小。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不断增大，而且呈现加速扩大趋势，原有城市的优势得到不断强化，稳定性增强。随着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城市化在一段时期内表现为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密度的提高。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大城市主导型模式将成为主要的城市化模式。　　经济发展水平、工农业产品的运输成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影响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城市化率不断增大，城市化速度先增加后降低，城市人口由高密度居住向低密度居住转变。随着工业品运输成本的提高，聚集力不断增强，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居住密度提高，随着农产品运输成本的提高，城市化过程中的分散力增强，城市的范围、城市总人口和城市化率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无论考虑哪种因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障碍都是限制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障碍越大，城市化的进程越缓慢。　　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资本积累、技术外溢是造成城市之间产业份额差异的直接原因。即使劳动力在城市间不流动，企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也会导致产业的集聚和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通过控制贸易自由化和知识溢出效应可以调整在城市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中产业聚集的规模。两个城市相对工资的差异和税收竞争可以促进产业在城市之间的扩散，不过这种扩散是有条件的。　　经过实证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中上海的首位度较高，但是其他高位次城市规模不很突出，中间位序的城镇较多，中小城市比重大。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可知，新经济地理学广泛关注的变量工业品支出份额、工业品贸易成本和农产品贸易成本对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有很强的解释能力，进而通过工业品支出份额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可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