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危险尤其是作为刑法保护法益而采取的前置化立法措施,其存在边界的设置在学术理论方面和司法实务方面一直都多有争议。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任何不法行为进行刑罚处罚都必须要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抽象危险犯作为一种不需要实害结果、仅存在对法益侵害的危险可能性即被刑法规制的行为,必须明确其边界,避免其不合理的扩张,以便在保护法益的同时,也兼顾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笔者旨在研究抽象危险犯的边界,区分抽象危险犯与其他刑法概念。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危险驾驶罪为切入。从案例引发出司法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醉驾是否一律入刑的争议,继而到刑法学界对于该罪是否能适用“但书”的争论以及该罪的主观罪过。第二部分,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主观要件,即对抽象危险犯主观罪过的认定,由于其存在故意被普遍认可,所以争议点聚焦于抽象危险犯是否存在过失,以此从主观罪过上对其进行认定;客观要件,对于抽象危险犯客观构成主要是对“抽象危险”的判定上,存在了形式说与实质说,通过对两大类学说的研究,本文将探索形式与实质的双重判断路径。这些问题将通过对抽象危险犯客观构成要件的分析来探讨反证是否能够成为抽象危险犯的出罪机制。第三部分,探究抽象危险犯的边界的冲突。首先,明晰抽象危险犯与法益概念的冲突;其次,区分抽象危险犯与未遂犯。该部分是通过探讨抽象危险犯与其他刑法概念的关系,从外部明确抽象危险犯的轮廓。第四部分,刑法第13条“但书”与抽象危险犯的关系。与反证相同,探讨“但书”与抽象危险犯的关系也意在寻找其出罪机制,即限制抽象危险犯的边缘。如果说边界冲突和构成要件是对抽象危险犯从正面确定边界,而出罪机制则是从反面研究对抽象危险犯边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