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送买卖,即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代办托运”。作为国际和国内买卖中一种常见的交易形式,这一买卖类型与德国法中的“送付之债”以及美国法中的“装运合同”相似,均是指出卖人无送货义务,但须根据当事人约定或交易习惯,代买受人办理托运并将货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送交买受人的买卖。虽然我国《物权法》第23条对动产物权变动的时间进行了规定,然而,就寄送买卖中标的物所有权何时发生移转的问题,我国实务界尚存在不同观点。笔者将从实际案例出发,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讨论,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寄送买卖标的物所有权移转问题进行探究。本文除“导言”、“结语”外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寄送买卖标的物所有权变动的裁判争议”通过案例检索归纳出司法实务对寄送买卖标的物所有权变动存在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自货交承运人起物权变动,而第二种认为自到达买受人起物权变动。上述观点的分歧与法律适用的差异存在联系。第二章“寄送买卖标的物所有权变动裁判争议的原因分析”对上述适用法律差异的根源进行了剖析,归纳出以下原因:第一,我国现行立法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司法实践理解出现混淆。一方面《合同法》与《物权法》中的法律术语存在混同现象,另一方面现行《物权法》对“交付”内涵缺乏明确的规定。第二,学理上对于寄送买卖标的物所有权变动的时间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主要包括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观点。第三章“寄送买卖标的物所有权变动的合理解释”首先从域外法渊源及“交付”的本质出发,对否定说的三点理由逐一进行反驳,并提出了否定说可能导致“权利地位离散”的不利后果。其次,笔者对寄送买卖中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进行了分析,并结合风险负担规则论证了买受人在出卖人货交承运人时已经取得了对在途货物的控制力,认为此处可以将货交承运人解释为物权法意义上的“交付”。最后,笔者从实践后果的角度再次论证了肯定说的合理性,认为其不仅有利于保障买受人权益,还能够减轻出卖人的诉讼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