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庙自南宋肇始,历经修建,既是祭祀孔子的殿堂,又是地方士子的学府,在官绅的主导下,通过春秋祀典、朔望拈香、士子入泮等仪式,将政治的理念、儒学的荣光、道统的尊严传播开来,形成传统社会里士民心中的一处圣域。到辛亥革命军起,共和精神在终结帝制的同时,也冲击着社会的既存秩序与人们的价值认知,上海文庙在社会革新的气象下,祀典中断,并为国民公会所占据,以宣讲共和原理,启迪时代新知。然而民国社会的乱象,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文庙道德价值的认知,袁世凯亦有意将共和理念建立在传统文化的新阐释上,赋予其立国精神与社会教育的承载,由此文庙致祭从民间自发开始,终为官方所制度确定。其后的北京政府对祀典礼仪与经学认知虽有所调整,但对文庙的道德寄托一直未变,而民国初年的社会生态,传统氛围尚浓,地方士绅对文庙所象征的传统价值的维护并未因新文化运动的鼓噪而受到动摇。其间虽有个别人士出于向民众宣扬儒家学说及为城市提供公共空间的考量,提出开放文庙的设想,但终究未成气候。上海文庙因北伐革命的到来而再次尊荣尽失,祭典不举。国民革命为社会竖起了新的偶像,各地文庙一度有被改为中山之祠的喧嚷。上海文庙在革命青年的时代呼吁和国民党政权的有力主导下,施行改制开放已不可避免,文化界人士对祠庙尊严充满忧虑的上书显得无足轻重。在市工务局与教育局的具体谋划下,上海文庙终于在1930年代初将儒学边缘化,转身为民众教育馆与公共园林,在为民众提供休憩之所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教育,培育公民品格。上海文庙改制之时,适逢“一·二八”沪战爆发,使得文庙的社会化改造蒙上了国难深重的阴影,文庙的固有场域亦因此承担起了宣扬家国理念、激发民族意志的使命,党义的宣传只不过委婉的蕴含在了家国大义之下。而在经过北伐时期的激进之后,蒋介石亦有意利用传统价值理念来塑造民族认同,随着中央政府一系列对传统道德的阐扬,到1934年新生活运动开始,通过将孔诞日的纪念纳入到国家典礼,上海文庙的儒学象征再获尊荣。与北京政府不同的是,蒋介石明确的将党义学说、革命话语附加于文庙场域之上,孔诞日文庙里弦诵不绝的不仅有儒学的“修齐治平”,更有党国的三民主义,从纪念礼仪到文庙财产再到奉祀管理,都被前所未有的纳入到了革命的轨道之中。将儒学的道德理念与共和的时代精神传布民间,一直是文庙进入民国之后众多有识之士的期待,它汇聚着一种对中国文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怀。文庙的命运与它所传递出的儒家信仰息息相关,而这既是一种统治的方式,又是一种生活的原则。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每当政治变动,作为统治方式的儒家信仰就备受新生理念的冲击,而待新政权确立,社会的安稳与民众的生活又需要儒家生活原则的抚慰,由此社会信仰终为政治所利用,再次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统治信条。文庙在其中沉沉浮浮,不管是光鲜还是落寞,均未能以自身的场域将固有的文化承载融入到民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