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问题贯穿了阿伦特的整个政治思想生涯,其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为了确立行动概念在其政治思想中的根本地位,另一方面是为人类的共同存在提供根据。在考察了欧洲极权主义统治所引发的种种现象之后,阿伦特断言,随着极权主义引发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灾难的出现,西方思想的传统已经彻底断裂。传统的断裂意味着人们的行动失去了指导,人类的心灵徘徊于黑暗之中。这种进退失据的混乱状况就是当代人面临的最根本困境。在阿伦特看来,虽然时代之黑暗使人手足无措、思绪茫然,但是它也为人类摆脱迷信、勇敢发挥他们自己的判断力提供了最佳的时机。判断活动就是寻找和确定政治行动之原则(principle)的活动。在阿伦特那里,行动之原则是在孟德斯鸠“法的精神”之“精神”的意义上说的,它与政治体的风尚和习俗紧密联系,是政治生活的活力之源。政治行动者在相互结合的一致行动中,既展示了这些原则,又感受了这些原则。共同生活之幸福就寓于这种精神的张扬中,这是唯独属于政治生活的幸福,也是人的自由的真正体现。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关于政治自由和政治幸福的赞歌。阿伦特对判断问题的思考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判断被阿伦特作为政治行动者的一种独特的能力看待。通过对显象世界的现象学阐释,阿伦特恢复了意见和常识(共通感)作为公共领域之根基的地位。同时,借助于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的现象学阐释,阿伦特又把意见和政治中的理解与判断活动联系起来。判断活动源于共同生活的生存论处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都在世界中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为了形成意见,一个人必须摆脱一些主观私人的因素,能够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基于对意见的这种生存论解释,阿伦特批判了当代政治思想中科学主义的态度。根据阿伦特的现象学思路,政治领域乃是一个公共的空间,通过它,行动的精神(principle)显示出来。作为判断活动的意见通过对别人行动的评判而使他人行动中的精神被挽救出来,从而避免它随着行动的结束而消逝。与韦伯和柏林等政治思想家的政治判断力概念相比,阿伦特基于实践智慧的判断概念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前者基于对于政治的经验主义理解,强调判断力与经验的紧密关系,而后者基于对政治共同体的维系,着重分析判断活动本身的结构及其与共同体之精神维新之间的关系。艾希曼事件使得阿伦特对判断问题的思考得以进一步的深化。之前,对阿伦特来说,以行动概念作为突破当代人类困境的出路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行动及其原则直接出自黑暗,也就是说,它可以完全突破了近代科学及其真理强加于政治生活的限制。另一方面,行动自身的展示性也足以保证公共领域的敞开。但是,艾希曼事件使阿伦特认识到,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存在。心灵生活不是只有追求科学真理这一维度,判断活动也不只是政治行动者的实践智慧意义上的。《心灵生活》延续了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批判。阿伦特探讨了心灵活动在显现世界中的位置。她发现,虽然思考活动是隐藏的,但它在普遍的无思状况下却能够成为最令人瞩目的现象。同样,尽管意志活动在心灵内被认为是无法解释的冲动,但从显现的公共领域来说,它却表达了人最根本的自由。由此看来,阿伦特原计划在《心灵生活》中对判断活动进行的分析也应该着眼于判断在心灵活动和公共领域之间发挥的作用。但是,由于她遽然辞世,这一部分并没有写出。代之以不完整的讲稿《康德政治哲学讲座》。在这份以澄清康德的政治哲学为目的的讲稿中,阿伦特很明显是以《判断力批判》中关于鉴赏判断的分析来阐释判断活动的。这就是她关于判断问题的第二阶段。她指出,《判断力批判》在如下几个方面阐释了判断这种人类能力的性质。首先,在《判断力批判》中,人不是作为智性存在者,不是作为单数性的存在者被分析的,而是作为复数性存在者被分析的。也就是说,判断活动是与人的共在性相关的。其次,《判断力批判》指明判断活动处理的是具象,而不是普遍性的真理。因此,判断是与人的具体生存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康德把鉴赏判断的根基置于共通感之上,以及他对鉴赏判断中“可传达性”的强调,都印证了阿伦特关于判断是人的政治性能力的论断。第四,联系康德晚年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文,《判断力批判》所揭示的行动者与旁观者视角之间的对立的政治意义就展示出来了。第五,审美愉悦的纯粹性和具象性表明,人能够超越他的私人属性并在共在中获得自由。阿伦特的讲稿有意地将康德那里隐含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分歧彰显出来。通过康德分析人类事物的三个视角,即人类种族、单数的人和复数的人,阿伦特指出,以历史哲学规约政治哲学在康德那里是不可能的。因为康德对个人尊严的强调是与历史进步的观念不相容的。阿伦特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之争来看判断概念,她的目的是要反驳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历史的最后判决者的观点,强调史家一直是历史的判断者。由于阿伦特的遽然去世,她关于判断问题的论述是散乱的。一个重要的缺失就是,她没有对审美判断和政治判断之间的关系做出说明。也就是说,她没有具体说明美和政治行动“精神”之间的同与异。这也是许多学者把她的政治思想误解为对政治的审美化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把阿伦特的判断思想与从席勒那里发展出来的审美教育思想做了比较。通过对阿伦特的“真实”(reality)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指明,阿伦特的判断概念是以政治自由和对真实的愉悦感为指向的。因此,判断的是一种世界性活动。在阿伦特对当代政治中的具体事件的分析中,判断概念的深刻意义就显示出来了。在阿伦特看来,世界就是人在其中具体地生活的整个关联网络,激发行动的精神和行动的伦理性基础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爱。判断与行动一样,都在不断地重构着这个意义世界。像自由、勇敢、荣誉等行动精神只能为判断活动所把握,不能被理性固定下来。因此,在判断活动和修辞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阿伦特在判断问题上的观点为政治哲学中一个古老的疑难提供了新的光明,那就是政治与道德的纠结。从公共性存在的性质出发,阿伦特拒绝道德在政治领域的权力。而且,鉴于二十世纪政治灾难中道德的不良表现,阿伦特提出了基于政治本身建立一种新道德的尝试。它把承诺和宽恕作为其根本的原则。对判断活动作为政治生活之构建因素的认识要求我们关注当代政治意见的培养。阿伦特强调法院和学术研究机构作为政治中立机构保存和传承事实的重要性,因为正是这些事实构建了政治生活的稳固基础。最为重要的是,历史作为史家的判断活动,其政治功能就在于教导人们按照事物的本来样子接受它们。从这种真诚的接受能力中,判断活动才能发生。在真诚的接受现实的态度中,在积极地做出判断中,共同体的精神和风尚得到更新。这就是公民对于其共同体的政治责任所在。判断力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也引起了一些当代政治学者的关注。他们依据维特根斯坦和福柯等人的审美判断概念来思考政治生活的本质。与阿伦特相比,他们的思考往往导向一种建构主义的政治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