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列强开始在华抢占势力范围，各地对外交涉事务剧增，地方督抚在涉外事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这种突出既表现在交涉事务的增多上，也表现在交涉范围的扩大上。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本文不便过多累述。只就地方督抚在对外交涉的铁路、教务、矿务三个方面，以长江以北事件为主，展开详细论述。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个案研究，具体体现这一阶段，地方督抚从中发挥的作用。 在铁路交涉上，本文以芦汉铁路为例。通过对湖广总督、直隶总督等几个典型总督的研究，体现这一时期，地方督抚在地方重要涉外事务的处置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芦汉铁路的倡导修建，到官督商办政策的确立，以至后来的举借外债，清廷无一不依赖于地方督抚。 在教务方面，本文以义和团为例。通过对山东、直隶、山西三省的不同情况和结果进行对比。突出体现地方督扰的个人态度和能力对地方教务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影响、干预着中央的决策，推进事情按其意愿发展。 在矿务上，文章以直隶总督袁世凯对开平煤矿的维护为例。说明了督抚们对收回利权运动的态度。因为在这一方面前人论述较多，本文不再过多累述。只将时间段划到1905年前后。意在说明世纪之交，督抚们在其交涉中所起的作用，并说明这一作用，不仅受个人态度和朝廷政策的影响，更要受到国力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