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是社会公平的重要表现，也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特征下，企业高管薪酬分配公平性及其对企业业绩的激励问题就成为了学术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其难点主要在于：首先，公平性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如何量化公平性这个概念学术界至今仍未找到一个统一的量化方法。其次，由于薪酬的公平性包含的内容非常广，从维度上面来讲主要包括基于高管个人特征的个人公平、基于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的内部公平、基于相似行业和岗位薪酬差距的外部公平。这三个维度的薪酬公平对于企业业绩的影响方式和结果并不一致，因此，任何样本或者是变量的选择差异都可能会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个人公平和内部公平，国内外学者得出的结论大体上还能趋于一致，但是对于薪酬的外部公平，国内外学者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有的学者甚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为了尽量克服上述两个难点，本文首先在前人量化公平性的研究上做出改进，建立高管薪酬决定模型，计算每一企业高管薪酬的理论预测值，并与真实值之间做商,将得到的值作为高管薪酬公平性指标。这样可以尽量避免量化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其次，由于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所有制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薪酬的外部公平性时得出结论并不一致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在研究外部公平性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时，将大部分学者未考虑的所有制差异加入到了分析范畴中。　　本文主要研究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不同所有制下薪酬的外部公平程度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外部不公平性大。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研究薪酬的外部公平性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并根据企业的所有制差异和外部公平性的超额与差额差异，将样本分为超额不公平国企组、超额不公平非国企组、差额不公平国企组、差额不公平非国企组。通过回归模型分别研究外部公平性对这四种企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国企样本中，超额的外部薪酬不公平和差额的外部不公平均未对企业业绩产生显著影响；在非国企样本中，超额的外部薪酬不公平对企业的业绩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差额的薪酬外部不公平并未对企业业绩产生显著影响。　　针对本文的研究结果和分析，本文提出了三方面的政策建议，首先是改善企业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方面的建议。其次是充分发挥薪酬外部公平性的激励效应方面的建议。最后是完善高管薪酬相关披露制度方面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