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的全球化、西方化浪潮中,中国哲学的地位遭受了不小的冲击。中国哲学自身也面临着如何完成现代化的挑战。在这样的双重危机之下,近现代一批批的中国哲学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找着理论上的解决方案。而牟宗三提出的“智的直觉”思想是极具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它以一种促进中西哲学交融的方式来重铸着中国哲学,给中国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牟宗三也成为了重要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智的直觉”,并未是自己独创出来的概念。它原本出自西方哲学中的“知性”(Intellectual)概念,是近现代欧陆哲学唯理论派的核心范畴。“知性”原本指的是脱离了经验的,对自然事物规律最为准确的知识。然而到了康德哲学那里,他对这个“知性”(Intellectual)进行了革命性的转化,康德把数学和自然科学这一类知识的基础建立在人的感性认识能力之上,而把“智性直观”划归为认识本体即“物自体”的能力,然而人不能拥有“智性直观”,这个概念只能作为一个康德哲学体系中的逻辑假设而存在。而牟宗三对于中国哲学的重铸在于,他积极引入了康德的“智性直观”的内容,并利用康德哲学中的认识论来弥补中国哲学缺乏认识理论、科学理性不足的缺陷。然而牟宗三也不是把康德哲学的“智性直观”照搬进中国哲学之中,而是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牟宗三认可人能够拥有“智性直观”,因为他从中国儒家哲学“德性之知”不受经验知识的限制的角度来人手,认为中国哲学所讲的“本心仁体”就是康德哲学中所不承认人所拥有的“智性直观”,并且牟宗三将“智性直观”转变“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突出了“德性之知”能够创生道德实体,使人达到圣人境界的意味。牟宗三积极引入了康德的“智性直观”,将其转变成“智的直觉”,也不是仅仅为了解决康德哲学不承认人有“智性直观”的理论难题。而主要是为了对中国哲学进行重铸,主动地寻找中国哲学与康德认识论的交集,从理论上为中国哲学补足缺陷。于是牟宗三进而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为的是在以中国哲学“良知”为主体的情况下,辩证地发展出科学理性、认识论,并建立了“两层存有论”试图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确立“良知”、认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而牟宗三独特的哲学创新与贡献正在于此,即在确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情况下,积极统摄西方哲学的科学传统,而不是简单的将其视为与中国哲学不相容的文化。虽然牟宗三“智的直觉”思想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然而对于“智的直觉”究竟是否能完美解决中国哲学面临的现代危机,学界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我们应该看到,即便牟宗三的这些哲学理论尝试在近日来说是不完美的,他的创造性的理论思路,也是我们在今后的中国哲学发展中应该好好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