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产品事故在世界范围内时有发生,其法律规制问题为刑事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厘清人工智能产品事故的行为边界是研究刑法规制的第一步。弱人工智能产品不具有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强人工智能产品则反之。但我们仍要清楚的认识到现阶段对人工智能的界定仍然是以机器——物来定义的,因而在此所述的人工智能专属弱人工智能产品。此外,刑法意义上的“事故”具有特殊含义,主要是指重大责任事故,即行为人持过失心理,违反特定领域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而造成相当程度的危害结果。故人工智能产品事故可以表述为行为人在设计、制造、使用人工智能产品过程中违反有关人工智能安全管理规定,因主观上的过失而造成相当程度的危害结果。我国《刑法》在罪名设计上没有将造成人工智能产品事故的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一般而言,规制人工智能产品事故通常会涉及重大责任事故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及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等几个罪名。然而通过分析上述罪名的构成要件可知,人工智能产品事故在犯罪主体、行为特征、主观罪过等方面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责任事故犯罪以及产品犯罪,更由于介入了人工智能的因素,与普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将人工智能产品事故依附在其他罪名并不能做到准确定罪,反而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那么刑法能否对该行为进行规制,还需通过刑法原理的检视。人工智能产品事故具备了犯罪的基本特征。该行为入刑须不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符合非犯罪化理论、刑法补充性与刑法经济性。在技术为王的时代,人工智能作为智慧城市的核心技术,所潜藏的风险具有未知性和不确定性,满足了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本质特征,符合风险社会理论的应然之义。当然,对造成智能产品事故的犯罪人适用刑罚也理应达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社会目的。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能够平衡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发展与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迫切需要,启用刑法手段规制人工智能产品事故显得十分必要。基于对人工智能产品事故的严重性与特殊性考量,有必要在《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单独设置罪名,增设人工智能重大安全事故罪。一方面我国立法技术日臻完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有效避免法律的滞后性。立法机关将人工智能产品事故单独成罪有利于发挥刑法的指引功能,满足国民预期。另一方面增设一个新罪可以涵盖多种行为表现方式,能够将造成人工智能产品事故的行为进行统一规定,减少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刑事风险。当然,若要达到上述理想效果,前提是科学设计该罪的构成要件。该罪侵犯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生产安全与流通安全,二者共同成为了公共安全的组成部分。客观方面则是研发设计、制造测试、销售使用人工智能产品过程中违反有关智能安全管理规定,导致其偏离预设轨迹,进而致人伤亡的行为表现。主体方面,该罪所规制的是与人工智能产品生产、流通阶段相关的自然人和单位。而主观上,行为人的罪过心理是典型的业务过失。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安全性不断受到社会大众的质疑甚至否定,行为人在从事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业务活动中应当赋予何种注意义务以此保证其安全性受到学者普遍关注。一般而言,人工智能的研发、制造、测试、甚至是销售、使用,任何一阶段的过失操作都可能引起人工智能产品发生事故。以人工智能成型阶段为标准为不同主体设置刑法上高低差别的注意义务是合理分配刑事责任的关键。最后在刑罚配置上,该罪自由刑的法定刑要低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处罚力度,而对于加重情节的处罚要比重大责任事故罪更加严厉。同时在刑罚中增设财产刑,一方面与罪责刑均衡原则相适应;另一方面使行为人丧失危害社会的物质基础,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此外,作为我国刑罚措施的补充和完善,对自然人在一定期限内剥夺或者限制其从事相关职业的资格是防范智能风险的有力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