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通常会和大正时代的终结与昭和时代的开启相联系,以及在一系暗杀和兵变的威胁下,宪政常道最终失坠,近代天皇制中的绝对主义也被动地将立宪主义吞噬,军部成为最有实力却依旧无法实现统合的制度性主体。作为精神指导的军国主义思想则既出于统治派军事官僚,也与右翼诸如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相关联。总而言之,严格比照军国主义的原始含义来观察,那么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思想似乎是由昭和时代孕育。然而,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既不始于昭和时代,也并非完全是大正民主的对立物,相反,它既是维新以来明治日本的基本国策,在精神与思想上还延续着近世的些许脉络。无论是在与中国即中华的对抗中被激活的文化民族主义,还是在西力东渐形势下一方面用西洋视角将中华相对化,另一方面又在萌发出文明论萌芽之同时发现并强化皇国意识作为新中华的对抗物,这样一种基于自者无限膨胀的他者认识操控即自他认识结构的崩解与异化无疑是军国主义思想内在结构的根干,尔后从脱亚入欧到近代超克的颠覆过程无疑只是循环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本质也意味着对于自我价值普遍化的执拗。由此,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考察需要重返近世的思想事件现场,在近世人与明治人之间勾勒出连续性的思想连锁。这种贯穿着他者蔑视和自我膨胀的军国主义思想在明治时代更是得到普遍化,无论是启蒙知识分子还是自由民权派抑或是一般民众,甚至在妇女和儿童间也存在对这类蔑视思想的受容。这种局面无疑是对自由民权虚构性的戳穿,也是对明治日本在军国主义思想加工再组装方面巨大作用的反映:近世时期的种种价值逆转被吸收并固化为文明论,中国在成为野蛮代名词的同时还逐渐被剥夺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的主体性资格,韩国则干脆是在“併合”后被吸纳进“日鲜同祖”;反过来说,日本不仅肩负代表并播撒文明的天职,也承担着保护东洋的盟主重任。尔后昭和时代的“暴支应惩”、“东亚协同”等口号或理论实际上都可以在明治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进路中找到原型。就此来看,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完成主体无疑是明治日本,而昭和日本更是这种糟粕杂糅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世与近代、知识人与民众、脱亚与兴亚三条线索中对明治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加以检讨,这将更有可能还原出其本来内在的多重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