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提倡“诗乃宣扬道德,批评政治之工具”的诗教观。他想要通过“诗教”为学者指出一条更完善的学诗道路。他希望由正确的诗歌学习道路,引领受教者不断超越文学范畴,达到“诗教”中的个人修养与政治理想。沈德潜将“性情”这一传统诗学的核心加以深刻地阐发,并把它作为其“诗教”观的基石。性情的概念从沈德潜初编《唐诗别裁集》之时就已经提出,并把性情作为诗的基础;在《古诗源》中,沈德潜进而提出“性情之正”说,强调了性情中关乎道德之善的觉知能力,可以视为对性情观的补充;《说诗晬语》中,沈德潜除了将性情观与文学艺术表现风格相关,还提出了“性情面目”的的说法;到了《明诗别裁集》中,沈德潜更是突出了其中“情”的成分,提出了至情与深情;《杜诗偶评》中,沈德潜透过作品,具体的从社会、友情、亲情三个方面呈现了杜甫的“性情面目”,展示了沈德潜心中的杜甫形象;《清诗别裁集》中提出了“性情之真”的重要,并且将性情与“人伦日用”联系起来,指出只有出自日常生活的诗歌,才符合“真”的审美;沈德潜于乾隆二十八年重订《唐诗别裁集》,作为这一系列著作的终结与总结,代表了他在诗学主张上性情观的最终呈现。沈德潜秉承着一贯忠实“温柔敦厚”诗教的态度进行诗歌的品评。温柔敦厚的诗教主要目的在于养成理想人格,而这理想人格所应具备的特质,在沈德潜看来就是“忠、爱、孝、义”等,其中“忠”占了最重要的部分,后期他将“忠”加入了忠心的意思,对象转向了君主。沈德潜对于“温柔敦厚”从初期的以人格养成,到了其入仕之后受政治的影响,将理想人格的建立置于政治架构之下,并从战争与边事、赋税与徭役、对统治者用人的看法、对君臣关系与君臣本分的看法这几个方面,展现了诗教在社会政治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