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进退的理论争议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国外，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转型国家中推行私有化，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深受其害。在国内，有人指出“政府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改革的途径是“推进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国有企业应当存在较为明确的边界，其适合于市场机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提供”，“国有企业是不同于一般政府和一般企业的公共机构。国有企业不应以营利为目标，应以实现社会公益为目标。”他们为国有企业改革设定了两个终极目标：“其一，将国有企业转变为非营利性公法企业；其二，建立国有资产的宪政治理架构。为实现国有企业的终极改革目标，国企必须从营利性领域（而不单是从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他们认为“国有资产资本化，尤其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初期，不仅具有逻辑的必然性，而且具有推动市场化的积极意义。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历史使命将告终结。”也就是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使命仅仅是“推动市场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盈利性的国有企业就应该消亡了。更有甚者，世行报告《2030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表面上是为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出谋划策，实质上是再一次的宣扬“华盛顿共识”和私有化。众所周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冲突会导致社会的严重不和谐，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但是经济基础的改变要受制于上层建筑，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节点附近，仅仅“通过提高中产阶级数量”，“降低金融、石油化工、电力、电信等行业的准入门槛”，“公共资源应当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用以公共商品和服务”等手段进行简单的市场化改革，最直接的结果是造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更大冲突。“对农村高中提供教育免费政策”“政府应该提供更多信息、加强监督力度等”政策确有借鉴意义，但是用“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革，只会将中国带向“资本主义”，并且，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严重冲突必定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危机。本文旨在找寻更符合理想与现实抉择的中国发展道路，基于传统经济理论的梳理和研究，找寻更有厚度、更有说服力的国有企业理论定位，并回顾历史找寻更符合改革现实的国有企业现实定位。以此，确立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和国有企业进退与中国发展道路的直接关联。从而，再基于先发优势和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构建符合禀赋优势、符合时代特征的国有企业结构性引领式的中国发展道路。论文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回顾了以往文献并将文献归纳为两类：私有化范式和公有制范式。即不论文章的目的何在，私有化范式的结论几乎都可归纳为弱化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只是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存在；公有制范式则相反，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即经营为民。第二章，从私有化范式出发提出了国有企业在理论上的归属问题，即国有企业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引领者角色（与后文的国有企业结构性引领角色相通）。回顾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经济理论，君主的财富或者国有的财富只是市场的补充，达到保障市场运转良好的目的。而垄断、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时刻威胁着市场的良好运转，新制度经济学或交易费用范式的发展就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新制度经济学或交易费用范式层面重述了科斯定律，并提出了国有企业引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理论。第三章，回顾中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和现状。行为(C)要基于结构(S)和格局，改革要基于现实和条件。大规模国有企业已经存在，并且已经经历了长时期的改革和积淀。了解现实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更深入的了解实际情况，只有清晰地把握实际情况才有可能利用好理论、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第四章，提出大量国有企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将国有企业进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相联接，构造了研究客体的整体性。第五章，通过数据和理论分析，分别在总量占比、重要行业占比、利润占比、赋税负担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融合过程中的退无可退。国有企业再退就很难再保证控制力，甚至于影响到社会性质。第六章，国有企业的进退应当基于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程度。即如果国有企业应当进，那么国有企业必须体现出更大的全民所有制性质。空谈社会性质是不足以获得支撑的，只有将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付诸于实现才能够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并且，这也是国有企业进的方向和依据。第七章，基于禀赋优势和国有企业引领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的中国发展道路构建。具体内容包括：再论装备制造业振兴、装备制造业振兴的潜在意义、和谐的哲理与构建、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性质实现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八章，基于禀赋优势和国有企业引领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的——时代背景下能源与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新结构经济学谈及了经济发展和用结构手段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局限，但对于禀赋的时代特征讨论不足。不论是产业行业的禀赋优势还是制度变迁的引领，溢出性才是国有企业结构性引领的关键。而发展和改革都会产生摩擦导致损耗，想要实现改革和发展的目的，必须有相对更富余的推动力，科技革命带来的世界格局下利润的重新分配就是更富余推动力的来源，是当前国有企业前进或者国有企业结构性引领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