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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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据种类是我国传统刑事证据学理论中的概念和制度。在“证据学”向“证据法学”转型阶段,我国现有刑事证据种类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突出,证据种类限制证据资格的功能形同虚设。对此,学界提出取消证据种类在立法中明文规定的立法体例、借鉴英美法系将“证据三分”或者借鉴大陆法系引入证据方法的概念作为证据种类的划分依据的完善措施。与大多数对策性研究不同,本文虽着眼于“刑事证据种类”,但以小见大,并未局限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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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据种类是我国传统刑事证据学理论中的概念和制度。在“证据学”向“证据法学”转型阶段,我国现有刑事证据种类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突出,证据种类限制证据资格的功能形同虚设。对此,学界提出取消证据种类在立法中明文规定的立法体例、借鉴英美法系将“证据三分”或者借鉴大陆法系引入证据方法的概念作为证据种类的划分依据的完善措施。与大多数对策性研究不同,本文虽着眼于“刑事证据种类”,但以小见大,并未局限于刑事证据种类中,而是通过对刑事证据种类与相关刑事证据规则的研究,从证据法理论全局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和思考刑事证据种类的地位和功能。本文通过对刑事证据种类存在的问题以及理论缺陷的阐述,通过比较两大法系之法定证据种类规定及证据法理论,发现并总结两大法系证据种类的立法体例及功能。澄清大陆法系对证据种类的限制只有在严格证明法则下起作用,限制证据资格的功能在证据理论转型中必将消解,该功能是对大陆法系严格证明法则的误解。而学界对英美法系证据种类三分的误解则使得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改善我国刑事证据种类缺乏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最后反思刑事证据种类的功能,发现了证据种类限制证据资格的消解和区分证据规则适用的强调是刑事证据种类在证据转型中的必然发展趋势。取消明文规定证据种类的立法体例,构建以证据规则为核心的证据种类体系,强化证据种类区分证据规则适用的指导功能是我国刑事证据种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刑事证据种类研究的关注点从证据形式(证据种类)转移到证据规则之上,是从立法到理论上都实现从“证据学”向“证据法学”转变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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