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程序作为现代程序的核心,是行政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未确立听证程序的国家,就没有现代行政程序”之说实不为过。毫无异议,在我国这样一个尚未完全确立行政程序的国家,研究行政听证有着重要的意义。听证制度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是天赋人权在行政领域内的延伸与发展。1946年,美国公布实施了《联邦行政程序法》,首次以成文法形式明确规定了行政听证程序,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的重要形式,其自身有着深厚的法律渊源和重要的法律价值,它的完善与否是一国政府能否依法行政的重要参照,也是公民权能否获得保障的重要依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于20世纪80年代引进听证制度,而听证制度也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得到了快速、稳步发展。但听证制度毕竟是舶来品,对中国而言是新事物,有自己发展、完善的过程。由于我国现代法治的发展起步较晚,法学理论和法学实践都不是很完善,对听证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所以在听证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不和谐、违背听证制度本质、本意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行政听证立法缺失、听证范围狭窄、现实状态脱离听证本质等等,使得听证制度作用的发挥受到阻碍。所以,我们应该针对制度适用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从行政程序理念、行政听证立法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等几大方面来完善行政听证制度。当然,听证制度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融合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发展现实客观上又要求它尽快发展完善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对其大胆设想和改革,扭转对听证制度的不良观念,加快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步伐、加强各种配套制度的建立以促进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