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信札》(Letters from China,1909)的作者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于1898年,跟随丈夫——美国驻北京公使爱德温·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1843-1907)到中国,在北京住了七年。《北京信札》是萨拉·康格与亲朋好友之间的书信合集,里面共收录了80封信件,分别致友人11封,给妹妹20封,与侄子17封,与侄女8封,女儿22封,姨母1封,顺王福晋1封。作为觐见慈禧太后并和慈禧太后有过密切交往的第一个外交官夫人,她对慈禧太后直接的观察和评价,为我们研究慈禧太后政治面貌的另一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慈禧提倡新式教育,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鼓励办洋务。维新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与办洋务紧密相连。慈禧太后在这个时期如果不提倡学习洋务,美国公使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的招待会上就不会碰到很多讲英语的官员。通过一个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慈禧。从书信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出萨拉·康格对慈禧的一种惺惺相惜的意味。作为八国联军进京镇压义和团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萨拉·康格自然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谴责义和团的“野蛮行为”,赞赏清朝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但在她的日记中,我们对这次清朝政府起初鼓动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后来转过来又和帝国主义一道残杀义和团的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北京信札》中对中国人的描写,尤其是对她的中国仆人的描写,可谓是细致入微。她通过一个个事例说明中国人勤劳能干,是养蚕纺织、制造瓷器和各种手工艺品的能手,同时他们身上也折射出诚实、冷静,做事精准、井井有条等特点。这本信札中的不少信件涉及作者在中国游玩的经历,其中提到了一些古老而且有趣的风俗习惯以及晚清国人(尤其是女性)的服饰和饮食文化。撇开书中闪现的一幕幕愚昧无知的历史画卷,我们总能发现一些让人欣慰的事情。这位外国公使夫人书信中的许多小故事向我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女性解放、自我意识复苏的强劲势头。这本书就像中国清末的一幅全景图,尽管作者努力保持客观的态度,但作为一名侵略国家的驻华公使夫人,对于八国列强入侵中国的事实和他们的瓜分图谋,她常常在字里行间闪烁其词,这就透露出作者本人在文化、教育上的优越感和自我推崇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