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低温停循环后再灌注肺损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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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对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aorta dissection,AD)手术患者预后的影响,寻找Stanford A型AD术后发生ARDS的危险因素,为相关疾病的临床防治提供参考依据。材料与方法选取329例于2013年1月至2015年7月在我科接受常规开胸手术的Stanford A型A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回顾性巢式病例对照作为研究手段,对其中的126例患者(非ARDS组和ARDS组各63例)一般情况、病因、术前并发症、术式、术中情况、围术期输血情况、血清TNF-α水平变化进行统计学分析。在初步筛选Stanford A型AD术后发生ARDS的可疑危险因素后,通过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找出独立危险因素。通过比较患者死亡率差别、术后并发症和预后、住院总费用、绘制生存曲线等方法评估ARDS对Stanford A型AD手术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Stanford A型AD术后ARDS总的发生率20.7%。两组间年龄、性别等一般临床资料无显著性差别;主动脉弓部处理方式、手术操作涉及的范围亦无显著性差异。ARDS组患者的CPB时间和DHCA时间显著长于非ARDS组,而主动脉阻断时间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相比非ARDS组,ARDS组患者围术期输注了更多的红细胞、血小板及新鲜冰冻血浆。肺部感染发生率、MODS发生率及死亡率显著增加,入住ICU时间、呼吸机辅助时间显著延长,及住院总费用显著增加。两组围术期的OI值和ApacheⅡ分值变化有显著性差异,ARDS组术后OI值总体水平低于非ARDS组,ApacheⅡ分值总体水平高于非ARDS组。ARDS组患者的血清TNF-α作用强度水平及变化趋势显著高于非ARDS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DHCA时间、血清TNF-α作用强度和围术期输血量(不论输注类型)是Stanford A型AD术后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生存曲线分析显示ARDS组患者术后的总体存活率明显低于非ARDS组。结论Stanford A型AD术后ARDS严重影响Stanford A型AD患者的预后,其发生与DHCA时间、围术期输血及血清TNF-α水平密切相关。通过改进手术技术,减少DHCA时间和围术期输血,降低术后血清TNF水平可能成为改善Stanford A型AD术后肺功能的有效手段。目的寻找建立深低温停循环(deep hypothermic circulatoryarrest,DHCA)下大鼠肺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IRI)在体模型的有效方法,为动物体内干预试验提供实验基础。材料与方法以体重相近的健康成年雄性SD大鼠为实验对象,分成缺血再灌注组(I/R组,n=15)和假手术组(S组,n=15),以气管插管全麻和直视开胸手术作为操作方法,以恒温水浴箱为控温设备,制作深低温停循环下的大鼠左下肺叶缺血再灌注的在体模型。通过观察和比较两组间的血气分析结果、气道阻力、湿/干重比率、BALF细胞数和成分、组织切片下的病理学改变,来评估I/R后ARDS。结果本实验共消耗大鼠32只,成功建立大鼠在体I/R肺模型15例,匹配假手术组15例,1例死与低氧血症,来自实验组;1例术后未观察到典型的ARDS表现,建模失败。I/R建模成功率88.2%(15/17),术后12h存活率100%。麻醉及术前准备耗时25.5±6.4min,手术过程耗时41.2±9.2min,复苏过程耗时23.6±3.2min,总手术时间耗时96.5±12.3min。结论该模型停循环范围局限于左下肺叶,对大鼠的呼吸功能损伤较小,死亡率低,手术操作简便,单人肉眼即可完成。模型可复制性好,成功率高,易于批量建模,为进行后续的大规模干预实验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麻醉药量控制、气管插管、颈动脉插管和停循环时间的把握是建模成功的关键。目的以大鼠深低温停循环下肺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为基础,探讨TNF-α对Stanford A型AD术后ARDS的影响及机制,为Stanford A型AD术后ARDS寻找新的临床治疗靶点。材料与方法以72只雄性SD大鼠为研究对象,均分为假手术组(S组)、对照组(C组)和实验组(Ab组),每组再按肺组织标本留取时间均分为术后4h亚组、术后12h亚组和术后24h亚组。实验模拟主动脉夹层手术中的深低温停循环过程,造成肺组织缺血再灌注损伤,实验组术前常规应用抗TNF-α单克隆抗体拮抗TNF-α的作用。术后通过肉眼和HE染色镜检观察肺组织大体和微观结构改变;血气分析测定动脉血Pa O2和Pa CO2评估大鼠围术期肺氧合功能和肺泡通气功能;称重法检测肺组织干湿重比率评估肺水肿程度;呼吸机参数读取气道峰压评估围术期气道阻力变化;TUNEL法检测肺组织细胞凋亡指数;ELISA法检测术后血清TNF-α、IL-6/10水平和肺组织MPO、MDA、SOD含量;RT-PCR法检测肺组织术后caspase3/8和NF-κB表达水平;生存曲线分析评估大鼠存活率差异。结果C组大鼠肺组织水肿、气道分泌物增加,镜检见肺间质水肿、肺泡结构破坏、炎症细胞和红细胞浸润。S组未发现上述病理改变,Ab组病变程度居中;与S组相比,C组和Ab组术后动脉血Pa O2明显降低,Pa CO2明显升高;术后肺组织干湿重比率、气道阻力、肺组织凋亡指数、肺组织TNF-α表达强度、血清TNF-α、IL-6水平、肺组织MPO、MDA含量、肺组织TNF-α、caspase3/8和NF-κB表达水平均明显增加,C组增加程度显著高于Ab组;与S组相比,C组和Ab组术后血清IL-10水平明显增高,Ab组增高更明显;三组大鼠术后肺组织SOD含量变化无显著性差异。共计85只SD大鼠进行了上述实验,死亡13只(除外麻醉意外和大出血所致的死亡),其中S组2只,C组7只,Ab组4只,总死亡率15.3%,三组大鼠术后24h内的存活率有显著性差异。结论TNF-α可通过诱导肺水肿损害肺泡氧合和通气功能、募集和激活中性粒细胞、促进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诱导肺泡上皮细胞凋亡等机制促进深低温体循环术后肺损伤的发生。通过术前预防性的使用TNF-α拮抗剂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上述机制造成的肺损伤。TNF-α有可能成为防治Stanford A型AD术后ARDS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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