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国际援助体系的变革,三方合作作为沟通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桥梁,正呈现由小众议题发展成为主流议题的趋势。不同于经合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寄希望于通过三方合作将新兴援助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的立场,新兴援助国的态度则相对复杂。其中,印度的案例具有一定特殊性。印度拒绝接受传统援助国的援助理念与规范,与传统援助国开展三方合作似乎并不符合其逻辑,然而曾经偏于边缘的三方合作正在成为其对外援助的重要选项,从冷战时期的有限参与,到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后的谨慎开放,再到莫迪上台之后一系列三方合作文件的签署和大型旗舰项目的推进,印度主动布局三方合作的趋势愈加明显。印度看似相悖的行为背后是基于多重诉求形成的逻辑自洽。脆弱的国内基础限制了印度援助政策的选择,也赋予三方合作以解决国内发展问题的内在动力。印度视南亚地区为休戚相关的国际舞台,主导地区事务的诉求与自身处境的落差促使印度探索在可控范围内借重域外力量实现地区主导权的可能性。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紧迫感使印度将三方合作视为在南亚与中国对抗、在非洲与中国竞争的战略工具。而提升对外援助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渴望进一步激发了印度对三方合作的期待。印度的三方合作以传统和创新两种形式进行。传统形式上,一是将美国和英国视为最重要的传统援助国合作伙伴,主要面向南亚和非洲开展三方合作,二是以印巴南基金和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基金为典型,面向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开展由南方国家主导的三方合作。创新形式上,印度主要以搭建三方合作平台的形式凸显自己的主导地位,亚非增长走廊是印日发起的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平台,国际太阳能联盟是印法发起的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平台,而抗灾基础设施联盟是印度发起和主导的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平台。从冷战初期的零星参与到莫迪上台之后对传统形式三方合作的积极推进和三方合作平台的搭建与主导,印度开展三方合作的战略性日渐明朗化。印度在开展三方合作时展现出一定特殊性。一是合作伙伴的偏好。传统援助国是印度的主要伙伴,联合国机构次之。相较而言,联合国机构相对中立,而与传统援助国合作则情况相对复杂。二是合作形式的创新。除了参与传统形式的三方合作,印度十分注重合作平台的搭建,印度以“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的指挥棒”自居,以此凸显自身的主导地位。三是援助对象的差异。印美合作重点指向南亚,印英合作主要面向非洲,印日合作呈现战略布局态势,印度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面向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四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印度开展三方合作时以国家为主导,同时注重利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智库等非国家行为体的相对优势,调动更多资源。印度的三方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印度而言,在部分项目中印度既是援助国也是受援国,合作对其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印度在援助能力建设上有所推进,但是合作的政治化使得地区形势复杂化;对受援国而言,合作中受援国的参与度较高,并获得了一定收益;从援助方的协调配合来看,对主要案例的分析显示印度和合作伙伴基本实现了优势互补,并在部分项目中呈现战略对接态势。但与此同时,援助理念与规范的不相容、项目的可持续性、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瓶颈以及合作的过度政治化等问题成为合作继续推进的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