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债务风险的不断积聚,国家债务的相关研究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同时,国家文化特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逐步凸显,引发国际社会的重视。那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沿线国家文化特征如何影响国家外债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合作度又会如何调节文化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首先,本文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以驳斥“债务陷阱论”为切入点,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探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以评估政策影响效果,并深入分析国际合作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以及其可能作用机制。其次,本文分别从社会价值观、宗教文化特征和语言多样性三个方面衡量文化特征,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征对其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并深入探究其潜在影响机制和途径,对现有国家外债风险的相关研究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提供了实证分析和补充。最后,本文对上述研究做了归纳,由于较高的国家合作度体现了一个国家更加包容、开放,交流合作意愿更高,对国家文化差异产生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国际合作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征与其外债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将共建“一带一路”看作“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国家外债风险有所降低。同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度越高的国家,其国家外债风险越低。从作用机制来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通过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进而降低其外债风险。沿线国家的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会影响国际合作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防范作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国际合作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防范作用越强;金融结构越倾向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国际合作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防范作用越强。本文通过理论分析结合实证证据,驳斥了“一带一路债务陷阱论”的错误观点,为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证据。同时基于国家外债风险视角,倡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国际合作,关注金融发展,优化金融结构。（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征影响国家外债风险。本文具体从社会价值观、宗教文化特征和语言多样性三个方面衡量文化特征,分别使用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研究发现:首先,社会价值观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其中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缓解了沿线国家的外债风险,而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价值观增加了沿线国家的外债风险;其次,宗教文化特征影响国家外债风险,其中宗教和谐度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小,较高的宗教多样性和宗教制衡度则导致了国家内部宗教冲突,从而增加了国家外债风险;最后,语言多样性影响国家外债风险,实证研究依据语言谱系分类法1-6级计算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多样性水平有明显差异,语言多样性造成沟通交流不畅和价值观差异,引发国家内部冲突,最终增加了国家外债风险。本文提出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分析和评估中需要关注包括社会价值观、宗教文化特征和语言多样性等国家文化特征的建议,对现有针对国家外债风险的研究从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角度提供了实证分析和补充。（3）国际合作可以调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征对其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由于国际合作既促进了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也是国家包容和开放的体现,因此国际合作度缓解了不同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首先,国际合作度缓解了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国际合作度高时,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负面影响均有所缓解,不确定性规避对国家外债风险的正向影响也被缓解,即国际合作在促进不同价值观沟通交流的同时缓解了各个价值观维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国际合作度高时,宗教多样性对国家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也被缓解,同时,宗教和谐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积极影响也被缓解。最后,研究发现,国际合作度高时,语言多样化对国家外债风险的不利影响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本文关注的国际合作属于一国的正式制度,而国家文化特征是非正式制度,深入分析国际合作度对国家文化特征与其外债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交互影响,拓宽了国家外债风险的研究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