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中外文学关系的角度,以90年代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接受情况为背景,对中国现当代学者型作家徐坤的作品,分阶段进行纵向分析,并将其部分文本与域外的某些文本进行平行比较,从而揭示出徐坤小说创作的特色以及形成这种特色的深层原因。第一章从中国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及其发展为开始,略述戊戌维新以来国外关于妇女问题著作在中国的译介。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性别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被淡化甚至忽视。本章重点描述,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的译介,女性主义是如何在新时期的中国开始勃兴的。第二章结合传统史学中的知识分子论点和西方现代的知识分子论,考察徐坤所创作的知识分子小说,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的背景下,通过对当前知识分子的类型化分析,得出作者温和的批判立场:对当前知识分子生存的无奈与荒诞的一面,包含着理解和同情,也体现了她为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执着——对知识分子职责的强调。第三章以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转折点,着力探讨徐坤的创作如何发生突变,完成了花木兰似的突围。她创作突变的直接表现是女性主义公式化小说的创作,但她很快从女性主义借到成熟的性别视角而告别了公式化小说。这得益于徐坤对于女性主义的吸收和利用所持有的清醒态度,有了圆熟的性别视角,她开始关注都市女性的生存困惑。第四章主要探讨徐坤把她的写作疆域扩展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以她的生活经验以及不太熟悉的长篇小说形式,开始着手抒写历史前行、变化中,对于实利的追逐麻木了人们心灵,麻木的心灵在情感上充满了困惑。创作范围的扩展避免了90年代女性写作在繁荣中出现若干言语误区,体现了对两性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重视。结束语部分对全文的主要观点加以总结。在女性主义理论背景下,通过对徐坤创作三个阶段的分析,揭示出一个对理论具有清醒意识的作家是如何在创作中发生突变的。以及她突变的特征对其后她的创作的积极影响。最后描述与本课题相关论题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