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是区域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争的加剧,中国作为外资热衷的流入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了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区域投资格局。在各地区发展提升过程中,我们发现广东、江苏等地出现了有计划地减少污染型产业引入的现象,即“腾笼换鸟”：与此同时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某些产业的“承接转移”。本文以这两种现象的出现为切入口,文章主旨在于探讨由FDI引起的产业集聚在区域间的转移机制问题。首先,本文阐述了目前我国FDI发展的现状与特征,包括：出现的“腾笼换鸟”、“承接转移”的新情况；仍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带有的区域集聚性：各地区政府为吸引FDI的优惠政策；FDI流入对我国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的不利影响。接着,本文根据分析的这些现状特征,联系产业转移理论与FDI区位选择理论,发现地方政府行为在FDI引起的产业区域间转移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过模型推理发现,地方政府的行为机制体现在：第一,它在分配有限的自身投入时更倾向于以直接的方式提高经济水平,原因在于,相对而言,优质的环境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间接的；第二,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各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当地方居民的收入越高时,地方政府越重视环境治理等公共品的投入,越不会一味追求GDP的增长。随后,本文通过核心解释变量——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衡量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集聚水平(衡量地方产业集聚程度)来构建计量模型,解释各地区对FDI吸引力问题。将全国及东、中、西部数据带入验证之后,我们更加确信：各地方政府的行为机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段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地方政府和居民急需通过招商引资来发展地方经济,提高收入,提升工业化水平,因此他们能够接受当地生态环保质量一定限度内的下降；当地方经济“跻身”较发达水平后,相对富裕的地方居民从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边际效用逐渐降低,从环境质量改善带来的边际效用逐渐增强,所以在这一阶段,地方政府面对不断攀升的污染治理成本以及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对环境污染型企业逐渐采取了摒弃的态度。因此,以本文的视角,“腾笼换鸟”、“承接转移”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最后,文章提出了希望有效监督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优化引资结构、提升外资产业层次；明确自身区域定位、发展各有侧重；积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