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好处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于是,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在随后的会议中逐渐阐明了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可见,城镇化仍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核心议题,而如何更好的推进城镇化,其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于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变得尤为重要。农业转移人口自出现以来一直是各级政府及学界所关心的热点问题,随着国家对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的转变,学界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研究也从最初的“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态度”及“农业转移人口给城市及农村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研究,逐渐转为了以“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的保障型研究。前辈学者们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本研究正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总结和借鉴前辈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希望能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研究更推进一步。本文的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究竟什么是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是怎样的?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有什么不同?以此问题意识出发,笔者按农业转移人口是否离开农村外出流动,将农业转移人口分为:“外出农业转移人口”与“居村农业转移人口”;又按照农业转移人口外出的主要动因将“外出农业转移人口”分为:“制度选拔型”外出农业转移人口与“市场驱动型”外出农业转移人口。并分别系统阐述了这几种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较为关注外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而忽略对于居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学界对于居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本文立足于城镇化与市场化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以社会的个体化为切入点,从个体、家庭、集体的关系变迁的角度去探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认为市民化并不仅仅是农业转移人口户籍的城镇化与职业的非农化,更多指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在此过程中个体与家庭及集体的关系的重构过程,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在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逐渐向市民靠拢的过程。当然,这就必然伴随着农业转移人口与传统的“脱嵌”及与现代的“嵌入”。于是,“脱嵌”与“嵌入”就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行文线索。虽然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具体市民化过程有所不同,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般过程包括:制度性“脱嵌”、思维层面“去传统化”及重新“嵌入”。“国家主导性”是中国农业转移人口与传统脱嵌最主要的原因,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将农村社会中的个体从“个体—家庭”与“个体—集体”的轴线中抽离出来,变成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市场人”。与传统的脱嵌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前提,在此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传统稳定性的瓦解,于是,风险成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着“传统支持网络失效的风险”、“工作与生活被边缘化的风险”及“自我归属的困境”。解决风险的方法就是重新建立起传统与稳定性。于是,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根据自身的特点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对稳定性的重构,这也就是市民化的过程。本文从宏观社会结构及微观个体层面详细论述了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嵌入”过程。除了一部分回到农村的外出农业转移人口外,大部分外出农业转移人口是以个体或是家庭为单位嵌入到城市社会中,以“嵌入”的方式完成市民化的。居村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与外出农业转移人口的“嵌入式”市民化不同,它是以村庄为单位,与村庄一起的整体的城镇化变迁过程。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国家主导性”是中国个体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特征,在此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完成了对自我、家庭与集体的关系的重构,并在对自我经历的“自反”过程中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了重新建构。在分析了富家村个案的特点及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之后,本文提出了就近与就地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途径,而“内生型”发展将是未来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