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波动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趋势上升,加之2020年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世界经济衰退严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在当前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不断强化风险意识,稳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深入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危”和“机”并存的变局中,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对中国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日益加深,如何应对外部环境风险成为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上市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衍生工具作为公司重要的风险管理手段,其产生的初衷是为了建立对冲组合降低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汇率、利率和商品价格等的波动风险,实现套期保值。在过去几十年里,衍生工具使用在全球范围内呈指数级增长,中国衍生工具市场交易规模也逐年递增。然而,中国上市公司使用衍生工具现象并不普遍,使用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实务中,衍生工具既可能是风险对冲目的也可能是投机目的,特别是在投机情况下,其不仅不能够对冲风险甚至可能成为风险的来源和放大器,导致一些公司因使用衍生工具产生巨额亏损的案例时有发生,引发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对中国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率低下的原因和使用效应的深入思考。目前国外关于衍生工具使用的研究较为丰富,而国内由于衍生工具市场起步较晚,衍生工具监管和制度设计不够完善,上市公司使用衍生工具信息披露不规范,导致国内无论是衍生工具使用的影响因素,还是使用效应的相关研究均较少,且已有的研究均不能很好地解释虽然中国上市公司面临着日益加深的外部环境风险,却很少使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管理这一现实问题,即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率低下?此外,由于衍生工具具有风险对冲和投机套利的双重目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衍生工具使用效应的研究仍没有得到一致结论。因此,在当前亟需衍生工具发挥风险对冲作用的经济动荡背景下,如何基于中国特殊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的影响因素和使用效应,保证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风险决策理论认为高管面对风险（不确定性）时是否具有风险承担意愿或极端赌博式投机心理会影响其风险决策行为。鉴于衍生工具的高复杂、高杠杆和高风险特征,以及新兴资本市场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衍生工具合约更多表现为选择性对冲,使得使用衍生工具是一种高风险财务决策行为,而配置高风险资产表明高管愿意主动承担风险或具有极端赌博式投机心理。因此,本文基于风险承担意愿和赌博式投机心理这两类高管异质性特征,探究中国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决策的影响因素。关于衍生工具使用效应的研究,目前主流文献主要关注衍生工具能否通过影响公司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等来影响公司风险、融资成本和公司价值等,进而产生风险管理效应或投机套利效应,本文将其统称为衍生工具使用的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风险决策理论、高阶理论和衍生工具高复杂、高杠杆、高风险特征视角以及中国上市公司使用衍生工具更多表现为选择性对冲的现实背景,分析公司衍生工具使用所表征的高管高风险承担意愿是否影响公司其他具有高风险特征的财务决策行为,本文将其称为衍生工具使用的表征效应。基于此,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搜索和阅读年度财务报告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数据,研究后金融危机时期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的影响因素以及带来的经济效应和表征效应。具体地,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基于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和赌博式投机心理视角,研究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的影响因素。本文发现,首先,相较于其他情况,具有赌博式投机心理和高风险承担意愿CEO均更可能使用衍生工具。其中,赌博式投机心理CEO所在的公司数量占比很低,绝大部分上市公司使用衍生工具主要受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影响。其次,具备衍生工具专业才能的上市公司其他高管更可能支持CEO基于公司利益使用衍生工具,而不支持CEO基于自身利益使用衍生工具进行赌博式投机。再次,CEO预期任期与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概率之间呈U型关系。在赌博式投机心理主导下,CEO预期任期与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概率之间显著负相关;在剔除CEO很可能具备赌博式投机心理观测样本后,CEO预期任期与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概率之间显著正相关。最后,文章发现CEO风险承担意愿越高,公司使用衍生工具越不可能满足CAS24（2006）对套期保值有效的要求进行纯粹套期保值,而更可能是选择性对冲。第二,将公司债务分为有息债务和无息债务,基于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视角研究衍生工具使用影响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和商业信用融资的经济效应。本文发现,首先,在债务融资成本方面,衍生工具使用增加了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经营风险的增加是衍生工具使用增加债务融资成本的路径。异质性检验发现,当机构投资者外部监督力量更强或公司内部控制水平更高时,衍生工具对债务融资成本的负面影响会减弱。其次,在商业信用融资方面,衍生工具使用降低了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融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经营风险的增加是衍生工具使用降低商业信用融资的路径。异质性检验发现,上市公司使用衍生工具对商业信用融资降低的负面影响在供应商议价能力更强时增强,而在上市公司自身议价能力更强时减弱。第三,基于融资约束和高管风险承担意愿视角,区分衍生工具使用的经济效应和表征效应,研究衍生工具使用与公司创新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本文发现,使用衍生工具的公司创新水平更高。其中,衍生工具使用所表征的高管风险承担意愿是导致公司创新增加的真正原因（表征效应）,而融资约束在其中主要表现为“遮掩效应”（经济效应）,且表征效应带来的创新增加效果大于经济效应带来的创新降低效果,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使用衍生工具的公司创新水平更高。进一步研究中,本文发现大部分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更可能表征高管风险承担意愿而非赌博式投机心理,少数出于高管赌博式投机心理使用衍生工具的公司其创新水平更低;此外,考虑到外部压力和动力带来的创新愿力的替代作用,在行业竞争压力更大和市场化水平更高时,衍生工具使用表征的高管风险承担意愿与创新的关系变弱;而考虑到创新财力和能力与创新愿力的互补作用,在公司获得更多政府补助和拥有更多技术人员时,两者的关系更强。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在中国衍生工具市场发展不够成熟的背景下,基于高阶理论和心理学视角,研究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和赌博式投机心理对公司衍生工具使用的影响,为中国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率低下提供可能的解释。本文首次通过CEO预期任期并结合CEO离职后能否与公司实质性脱离来度量CEO风险承担意愿和赌博式投机心理,并证明绝大部分上市公司使用衍生工具是基于高管高风险承担意愿下的选择性对冲,少数上市公司使用衍生工具是基于高管极端赌博式心理的投机行为。由于中国衍生工具市场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加之衍生工具本身具有的高复杂、高杠杆和高风险特征,因此,相较于其他情况,具有高风险承担意愿和极端的赌博式投机心理的高管更可能使用衍生工具,这从高管特质层面为中国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率低下提供了可能的解释。（2）在大部分上市公司使用衍生工具能够表征其高管具有高风险承担意愿个人特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基础上,本文首次将公司衍生工具的使用效应区分为经济效应和表征效应,为后续学者研究衍生工具使用效应提供新的视角。本文将衍生工具的使用效应分为通过影响公司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等带来的风险管理抑或投机套利的经济效应,以及衍生工具使用决策本身表征的高管风险承担意愿个人特质带来的表征效应。这不仅为后续研究如何度量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内在特质提供新的视角,也丰富了衍生工具使用效应的相关文献。（3）同时从债务融资成本和商业信用融资视角考察了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对有息债务融资和无息债务融资的影响,丰富了衍生工具使用带来的经济效应和债务融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也为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应该规范和监管衍生工具使用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基于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双重视角,将衍生工具使用的经济效应研究场景从资本市场拓宽到商品市场,证明无论是以银行或债券持有人为代表的有息负债债权人,还是以供应商为代表的无息负债债权人均会关注上市公司衍生工具的使用,且衍生工具使用会带来债务融资成本增加和商业信用融资降低的负面影响,这既有助于丰富相关理论研究,也有助于实践中上市公司自身和金融监管部门认识到规范和监管衍生工具使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4）从公司创新的视角验证衍生工具使用带来的经济效应和表征效应,并进一步对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和赌博式投机心理影响公司创新的经济后果进行辨析,这不仅有利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加全面地评价公司衍生工具使用的意义,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高管异质性的相关文献。本文将衍生工具使用与公司创新关系的总效应拆分出融资约束作用路径下带来的经济效应和高管风险承担意愿作用路径下带来的表征效应,并证明了这两种机制之间存在相互抑制的作用,且表征效应带来的创新增加大于经济效应带来的创新降低,并最终表现出使用衍生工具的上市公司创新水平更高。进一步地,本文区分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和赌博式投机两种不同心理,发现少数出于高管赌博式投机心理使用衍生工具的公司其创新水平更低。这为全面评价衍生工具使用效应和从心理学视角研究高管异质性特征带来的不同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