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兼具实体从宽与程序从简两大功能的全新法律制度,与我国自古奉行的儒家文化密切相关,是儒家文化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在法律制度中的客观映射,同时也与我国一直贯彻的宽严相济以及坦白从宽的刑事司法政策不谋而合,具有坚实的文化政策基础和现实实践基础。其中,量刑建议作为从宽程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起着中心轴的作用,是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必要环节。在全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逐步攀升一路向好的情况下,因量刑标准不统一、精准性不足、认罪认罚情节激励作用不明显、以及牵涉到多方力量的博弈,导致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适用一度遇到障碍,极大程度上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的充分发挥。对比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探索辩诉交易的起源以及与量刑建议制度的关系,辩诉交易制度中的量刑建议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的不同在于:范围限制不同、证明标准不同以及法律帮助程度不同。立足于我国实践,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可以采取制定检法统一的量刑标准、全面推广量刑建议辅助系统、明确认罪认罚的法律属性、建立量刑建议说理和法院不采纳释理双重机制等措施,以期为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强劲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注入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