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球化进程的纵深发展、狭隘民族主义的滋长,国家认同面临着超国家认同与次国家认同的双重挤压,部分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深刻体认与坚持程度降低,个体的国家特性日渐模糊。当国家认同遭遇双重解构所导致的裂痕时,重新定位国家认同的时代价值、思考历史教育的方向,是对历史教育提出的考验与挑战。新加坡这一年轻国度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而且在凝聚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方面所采取的举措更是卓有成效。20世纪末,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程度较高。但作为世界重要的贸易口岸之一,近年来新加坡也面临着国家认同的危机,他们同样担心在全球化进程中丢失了自己的“根”,因此,他们希冀借助教育手段进一步增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程度。由于新加坡与中国血缘相亲、风俗相近,都以东方的价值观为核心,而且面临相似的认同危机,所以笔者从中新两国的历史课程标准着手,将新加坡的历史教育经验作为“他山之石”,在其成功经验的烛照之下寻求启迪,探寻出适合我国自身环境的、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国家认同的历史教育方式。首先,梳理两国历史课程标准的沿革,剖析它们在嬗变过程中对国家认同的重视程度的变化,并说明研究文本的选择。其次,厘清中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国家认同的维度划分,根据国家认同的划分依据及两国历史课程标准的目标、内容、价值取向等,将其分为政治维度、文化维度、地域维度、符号维度等四个维度。再次,阐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是如何通过政治、文化、地域、符号这四个维度培养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并对比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国家认同侧重点的异同。最后,在相互参照、比较中,尽可能地提炼出切实的建议,总结对我国的启示,即中国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国家认同感时,既不能丧失脚下的土壤,还要从起跑线上解放出来,让学生从多种维度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教导他们在全球化时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认同观,做一个有国际观瞻的人。也即是说,我们的历史教育既要正确解释世界各国政治权力的演进、梳理文化交融的脉络、呈现地域范围的变迁、剖析符号象征的意涵,还要使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增强国际理解、拥有博大胸怀、关怀人类共同命运。毕竟,21世纪的历史教育应将现代化和民族化有机结合起来,时代精神、国际意识、民族精神都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