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文献,以生产力的相关论述作为着力点,运用整体主义方法、功能主义分析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需要,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在此基础上,成功地形成了较为独到的“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休斯的挖掘和构建丰富了当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休斯在构建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力图广泛运用各种方法,面面俱到地触及每一个相关的论点,从而,形成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的思想体系。休斯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来构建自己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深入挖掘和全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丰厚的生态思想,为我们处理好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休斯把生产力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位置,从生产力的解释性、规范性、革命性出发,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以生态良性的发展方式,从定性维度使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获得了更明确的规范性。一方面,回应了环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诘难,另一方面,力图弥合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从而维护历史唯物主义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指导性权威。休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具有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概念,马克思正是运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调整。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能够容纳这一崇高目标的社会结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科学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热情地赞扬:生产力的大发展能够解释人类需要的有效满足,生产力的大发展能够解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和客观创造能力的增强,生产力的大发展能够解释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信奉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只有依靠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又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们向往的社会,向往它是因为它具有更多正义、更少异化,是一种按需分配的社会。按需分配必须具有厚实的物质基础——生产力足够发达、物质产品足够丰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能够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物质产品,这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积累着物质基础。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时,新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就成为了历史必然。休斯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用其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并最终落脚在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是贯穿历史唯物主义始终的核心论题。休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从这一核心论题出发,探究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作用和规范性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独立于人的过程,而是人们理性选择的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产物,这就使其具备了破坏、促进和变革的可能性。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方式首先受到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规约,历史唯物主义所坚持的生态依赖的原则规约了生产力发展应当具有生态效应。休斯“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并非凭空而出,其提出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该思想是在人类自身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的现实背景中,在诸如“左翼—唯心主义者”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否定,本顿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的批判,布莱克本对生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是否存在生态思想上的断裂等学术批判和争论中,休斯回归经典著作,潜心研究而形成的。休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关注和研究,正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火如荼地发展中开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通过深入研究而挖掘出的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生态思想,成为休斯“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的直接来源。这一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构建,如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的“自然的控制理论”、本·阿格尔(Ben Agger)的“异化消费理论”、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双重危机理论”、乔尔·科沃尔(Joel Kovel)的“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特德·本顿(Ted Benton)的“自然极限理论”、瑞尼·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的“统治自然理论”以及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深挖的“马克思的生态学”等理论,都为休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启发了休斯的相关研究。休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坚信人类依赖自然环境,他们不仅仅是在口头上承认这一事实,他们还把人对自然的依赖、自然影响人类的事实理论化,纳入到自己的政治规划之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劳动是永恒的自然条件,劳动的永恒暗示着外部限制不能被废除等思想贯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始终。历史唯物主义植根于自然,在人与自然互动中探求生产力的发展,围绕生产力发展来解释和剖析人类历史。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具有多样性而非单一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预测是包含生态效应的。这一观点并不与人类改造环境的行为相矛盾,人类依赖着非人自然物的同时,能够以生态的方法促进经济增长、发展生产。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是能够促进生态良性发展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议题。历史唯物主义着眼于广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视野,坚持自然、社会与技术相互联系的观点,反对还原主义,运用整体与主导因素相结合的方法看待生态问题和自然限制,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为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提供了方法支撑。在休斯看来,将生产力导向生态良性的发展方向不能任意实现,必须依赖合适的社会结构,技术发展的范围和方向受到所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社会和物质状况,社会问题和人的需求也会不同,这些都与生态问题的发生和解决关系密切。从此出发,休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技术进步有利于环境保护,并能有效地控制意外发生,因为,马克思主义构建的新的社会结构能够更好地将新技术导向生态化的发展方向。休斯指出,人类生存条件看似存在矛盾:“人类必须生存”是无条件的价值判断,而事实上,人类生存又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对自然的依赖。要解决这一矛盾,只能依靠发展生产力来赢得人类生存的空间,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必须是生态良性的,这样人与自然才可以和谐相处,否则自然与人的关系会趋向紧张乃至对立,甚至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三大原则:生态依赖原则、生态影响原则和生态包含原则。生态依赖原则要求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是生态良性的,只有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才能在促进人类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避免出现生态危机,从更长远意义上,保障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休斯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能够回应生态问题,一方面,生产力并不等于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外延更大、内涵更丰富,科学技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不能因为科学技术带来的生态问题,就把所有责任归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发展标准具有或然性,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要求技术发展考虑生态效应,把生态效应作为技术发展的标准之一;再一方面,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要求把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各个因素都纳入到生态效应当中,从而避免和解决生态问题。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与人类的需要有关,不同的技术发展形式会有不同的生态后果,不同社会结构下的生产力发展,也会有不同的生态后果,连接这些发展形式和生态结果的正是人类的需要和欲求。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有真假之分,真正的需要是人类发展的内驱力,虚假的需要则不同,往往是异化的结果。需要往往表现为欲求,而并不是所有的欲求都是真正的需要。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有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不同需要,这些不同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生产力的发展说到底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才能满足人类排除异化的真正需要,实现人类健康永续发展的生态良性的生产力发展模式才是有利于人类繁荣的理性选择。从人类繁荣的前提出发,人们才能区分自己的真正需要和错误认知的虚假需要,生态上的可持续性是人类生存发展内在的真正需要,许多被操纵的需要如无限制的消费是人们错误认知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生态的可持续性是人的真正需要,这一真正需要会规范生产力的发展,使之取向生态良性。生态良性的生产力发展能够满足人们生态可持续性的真正需要,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休斯构建的“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当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反击了绿色评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诘难,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发言权。我们也要看到,该思想还存在不足之处,诸如,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未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思想体系尚需进一步系统和深化等。我们力求客观评价休斯“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的成就与不足,继续进行学术研究与反思,以期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些许启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指导,树立起正确的自然观,以之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向,大力促进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平衡与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创新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营造有利于生产力生态良性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