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01年将“友善”首次纳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之后,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获得再一次升华。在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环境下,无论是对个人、社会还是国家都是极为迫切的需要。毫无疑问,友善价值观直接关系到社会内部的和谐,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人类传统道德的历史长流之中,探讨人生与人行为价值的道德哲学十分兴盛。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的特点是探讨德性问题,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决定论,在当时起道德主导作用,强调树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提倡个体内心的品性完善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友善”属于道德品性中最常见、最普遍的要求,是一种宝贵的精神美德。“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友善”是情感的外显,一个充满善意的世界才是美好的世界。正因为“友善”有着感化人心的力量,才理应成为一个公民应有的基本道德素养。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善待自然,才能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在一种和谐共存的氛围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关于道德价值的作用问题,历来就有道德的无用和万能之争。而鉴于中国儒家德治的人治化倾向,过去我们不自觉地由否定道德万能到忽视道德的调节功能,而且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与剥削阶级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封建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漫长的年代,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道德思想和政治目的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是息息相关的。为了有效利用民族文化心理特点实现其政治目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仅运用封建政权的强制力量,实行强制约束,并且镇压反抗；还依靠封建道德发动“友善的”社会舆论,改变人们的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驯化人心。中国历史上,儒学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人生而有欲,生而好利,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导致从恶弃善,进而危害到他人乃至社会的安全。因此需要提引理义,遏抑利欲,使之归于平正,达于中和。中国儒学的实质,正在于以道德说教,协调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厉害矛盾关系。①当然,中国儒学的实质要从历史的进步性来判断。一方面,它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这有利于维护家庭内部关系和谐及外部社会人际关系的稳定,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之间关系的改善,这种友善价值观念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在世界历史上的繁荣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仁义道德和集体利益的旗号下,否认个人正当的政治权力和利益欲求,使人民群众丧失了个体应有的的人格独立、政治自由与精神尊严,扼杀了个体的精神创造和实践力量,化身为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的“精神鸦片”。尽管经历了建国数十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但受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混淆不清的家族宗法观念仍在许多地方盛行,凸显奴性人格的臣民文化思想仍在现代人的身上时隐时现,鲁迅所揭示的“国民劣根性”仍需进一步的改造。综上所述,当代友善价值观的确立,一方面不可以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又必然是对历史的超越与创新。所以,友善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是社会人际和谐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