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在向生态文明的现代文明范式演进。发展核电是工业文明的延伸和生态文明建设特定阶段的特定要求和趋势,之所以说是“特定”而非“必然”,是因为核能使用不当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生态危机。核事故传播活动与媒介环境密切相关：第一,媒介环境是核事故传播的“场所”和“容器”,它决定核事故传播的内容、形式和过程,在当前媒介化生存的大时代背景下,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介环境甚至对核事故的传播起着或推波助澜、或保驾护航的作用。第二,核事故传播潜在构成一个完整而独特的媒介环境体系。核事故传播体系由一级生产者(传播者)、二级生产者(媒介)、三级生产者(营销)、消费者(受众)、分解者(回收、利用者)和非生物环境(自然和社会环境)等要素组成完整的媒介环境。同时,核事故传播属于一种特殊的科技传播活动,在这个环境中,“生物链”的各个环节都具有独特性。第三,更进一步来看,核事故传播是大媒介生态中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沟通的一种方式。媒介生态理论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探索人、媒介、社会、自然间的相互关系和运动规律,并通过四者之间的物质交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流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来探索如何构成一个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本文首先界定核事故,概述媒介生态理论发展历程,由此提出有益的视角,说明核事故传播和媒介环境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人类历史上两次最高级别的核事故——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福岛核事故的对比,分析两大核事故传播过程中的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危机。最后从危机传播的视角,结合我国核电发展提出治理这些危机的基本策略,即从政府主导、媒介功能、企业参与、公众普及,生态意识等层面,完善核事故传播中的管理机制,遵循自然,尊重科学,理性传播,构建核安全文化体系,推动我国核电安全高效发展,维护整个媒介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平衡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