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他们一方面惊叹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对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尤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2007年的14.16%下降至2014年的7.4%,对过去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再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与讨论的焦点。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多数研究者都以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结果为基础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方式是否粗放进行判断,但不同研究结论间所存在的较大分歧令人感到沮丧。这当然与截面单元的取舍、时间序列的确定、测量方法的选择、数据指标的调整和处理等相关,但在部分文献中,即使在使用同一种方法、选择相同的截面单元、确定类似的时间序列后,彼此间结论的差异仍较为显著。本文相信数据、指标调整和处理本身的重要性,在回顾、梳理和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在第3章和第4章估算不同情境下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种要素投入。紧接着,第5章选用经过异质性处理后的人力资本和生产性物质资本估算结果作为要素投入,基于增长核算法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方式是否粗放进行评判。进一步,第6章使用基于Malmquist指数的数据包络法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检验和分析考虑不同要素投入情境所得到结果的敏感性,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吗?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多少?如何能准确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所需要的要素投入的本质是什么?过去发展过程中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在不同发展阶段是否有不同的表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测算结果对不同情境下要素投入的敏感性如何?哪些因素能够以及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本文得到的结论主要有六点：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教育收益率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从1988年的0.0204上升到2010年的0.0516,但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升的幅度有别。不同教育层次的收益率水平也呈现出动态变化趋势,但整体上按照大专及以上、高中及中专、初中和小学的顺序依次递减。这意味着现有多数文献用时不变、边际报酬递减的教育收益率水平去处理劳动就业者的异质性问题从而得到人力资本的估算结果是值得商榷的。由于有人均人力资本和劳动就业人数两方面的差异,在最终估算出来的省际人力资本结果中,部分地区的情况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糟糕,部分地区的情况也不像想象中那么优秀。此外,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人均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敛性特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第二,传统永续盘存法(Perpetural Inventory Method, PIM)和引申PIM在处理物质资本品投入生产后的演变模式和物质资本的异质性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通常进入生产和生产率分析的不是财富性物质资本,而是生产性物质资本或者资本服务,后者还需要来自同一国民收入账户体系的更多指标和数据。本文根据对不同情境下物质资本投入的估算结果发现：整体而言,财富性物质资本存量和生产性物质资本存量存在较大差异,同质性情境下财富性物质资本存量和异质性情境下财富性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也大为不同,异质性情境下生产性物质资本存量大于异质性情境下财富性物质资本存量,后者又大于同质性情境下财富性物质资本存量；物质资本估算结果中的地区差异较为显著,东部地区物质资本存量大于中部地区物质资本存量,后者又大于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存量,但近年来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逐渐超过中部地区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后者也超过了东部地区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分阶段而言,相对于财富性物质资本存量,生产性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显示出了更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即在改革开放之前估算结果偏低,但之后的估算结果偏高,而且,生产性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更加符合中国过去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环境变化的实际情况；物质资本投入指数的估算更加复杂,但在估算结果中,整体上涨趋势、阶段性波动和地区间差异等结论依然稳健。第三,将生产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要素投入,利用增长核算法进行估算的结果表明,1978-2012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8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49.33%,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及贡献度均按西、中、东部递减,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全要素生产率都存在显著的σ收敛和β收敛。相比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本文判断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方式并不粗放。由于面临过诸多争论,本文从感觉和常识及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和测算方法及其贡献度、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的典型事实、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不粗放不代表没问题五方面对这一基本判断进行了解释。第四,将生产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要素投入,使用数据包络法测算得到的结果表明,1978-2012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2%,技术效率提升是主要原因,样本期间年均增长0.7%,而技术进步则年均增长0.5%。在不同发展阶段,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有所差别,以1990年、1995年、2001年为界划分的四阶段的主要动力分别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样本区间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测算结果各异,但多数地区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为技术效率。区域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按照西、东、中部依次递减。此外,对收敛性特征考察表明,不管是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都存在明显的σ-收敛和β收敛。第五,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测算结果的敏感性检验和分析表明,考虑不同要素投入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结果差异,部分结果间的差异特征在统计意义上存在显著性,这种显著性在不同发展阶段性也有区别。考虑不同要素投入所测算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结果间的差异特征在整体样本区内都较为显著,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间在考虑劳动就业人数和人力资本及基于同质的和异质的财富性物质资本时差异不显著,但在使用财富性和生产性物质资本时,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间存在显著差异,而纯技术效率结果间的差异特征则不显著。此外,分样本区间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结果间的显著性差异在三方面检验过程中分别呈现出以1992年、2001年、2001年为界的阶段性特征。最后,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除医疗卫生环境变量外,其他所有变量的作用均显著；在以技术进步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除内需程度、国际贸易变量外,其他所有变量的作用均显著；在以技术效率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除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源交互项、产业结构变迁变量外,其他所有变量的作用均显著；在以规模效率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除国际贸易及其与人力资源交互项、非市场化程度变量外,其他所有变量的作用均显著。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有四点：第一,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动态特征与省际人力资本估算有效结合起来。现有多数文献对人力资本的理解较为含糊,往往将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并将人力资本排除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过程中,少数文献在引入教育收益率进行调整的同时又面临着时不变性、教育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和信息缺失的尴尬等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估算了中国教育收益率,并将其引入作为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处理指标,最终测算了中国省际人力资本。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动态特征与省际人力资本估算相结合不仅能有效克服现有文献所存在的上述问题,还能够对目前正在开展的新一轮教育改革和为缩小地区差异所出台的各项方针措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二,对同质性还是异质性、财富性还是生产性物质资本的区分和估算。现有多数文献在估算中国省际物质资本时,都基于同质性情境下财富性物质资本的视角,然而,同质性情境下财富性物质资本和异质性情境下财富性物质资本、财富性物质资本和生产性物质资本有着本质不同。此外,尤其重要的是,在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时,应用异质性情境下生产性物质资本的估算结果才是最佳的。这就意味着多数现有文献中与财富性物质资本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和分析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进而所引申出来的相关结论和政策建议的可信度令人质疑。本文在对同质性资产和异质性资产、财富性物质资本和生产性物质资本进行交叉区分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的物质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投入指数进行了估算。对物质资本的详细区分和估算不仅能澄清有关资本概念的争议,还对理解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方式和思考未来经济转型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三,实证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对不同要素投入组合的敏感性,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现有多数文献在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的测度中往往只集中于特定要素组合(如劳动力和财富性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忽视了不同要素投入组合对测度结果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则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此外,在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相关因素的考察中,与现有多数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不仅引入了医疗卫生环境变量以考察健康保障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的作用,还引入了政府干预倾向和非市场化程度的交互项以考察政企关系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的影响。本文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的敏感性分析和影响因素研究不仅能提供更加全面并贴近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相关信息,还能对当下正在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医疗卫生、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第四,截面和时间序列上的延展。现有文献的截面大多只有28个,时间序列上也多截止于2007年,而且数据的质量可能存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本文的数据不存在质量问题,但相比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将截面扩展至31个、将时间延伸至2012年,并以中国典型化事实为基础对估算过程进行调整和处理,最终所提供的数据更加详实、丰富,性质更加良好,也更加具有针对性。就本文作者目前所看到的文献而言,可以审慎地说,本文最终估算并建立的数据库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