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实行全方位开放战略、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开放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成熟程度的提高,扩大开放已然是无可避免的趋势。从1992年2月建立B股市场到2019年6月建立“沪伦通”制度,中间历经多次改革,资本市场开放格局不断扩大,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开放效应也逐渐显现。其中尤其重要的一步是“沪深港通”制度的建立首次实现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建立起互联互通机制。以此为契机,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以“沪深港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并进一步挖掘了背后的作用机制以及影响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因素。本文分别采用沪市2010年到2020年（对应“沪港通”）和深市2012年到2020年（对应“深港通”）的全部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剔除了金融股、ST、ST*的股票和成为开放标的然后又被取消的股票等样本。具体来讲,本文以表示“沪深港通”开放的双重差分算子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企业投资规模为被解释变量,并在回归方程中纳入了表示公司规模、流动性、成长性和经济基本面的诸多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了双向固定效应,研究“沪深港通”的实施对于上市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实施初期没有增加标的企业的投资,但“深港通”实施之后较为迅速地产生了增加标的企业投资的效果,增幅为0.46个百分点,相当于样本均值的10.95%,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沪港通”实施期间面临的严重市场波动阻碍了外部投资者的进入。为了增强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考虑同期经济改革以及考虑开放时间安排和反向因果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深港通”主要通过降低标的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投资,虽然“深港通”降低了标的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但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使得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无法真正作用到企业的投资活动上。同时,“深港通”的政策效果在规模较小、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样本中更加明显。此外,延长时间窗口的观察结果表明,在市场恢复平稳后,“沪港通”逐渐产生了增加企业投资的政策效果,从反面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针对如何破解资本市场开放的隐性障碍,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和优化融资结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资本市场开放的相关研究做了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