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世界经济领域发生了两件非常巧合而又影响深远的事情,一是金融开放不久后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卷入了亚洲金融危机;二是WTO成员在GATS框架下签署了《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把全球95%的金融服务贸易纳入自由化进程。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否会导致金融危机?入世过渡期结束后的中国是否会重蹈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理论界存在许多相互冲突的观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研究采用静态分析方法,割裂了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本文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研究方法,引入DSGE模型,分析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经过数理推导,本文发现:在金融体系开放初期,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积累相对较低,资本的边际产出较高,外资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也较高,银行贷款的回报率较高。内资银行在经历了一段高利润、低风险、净值迅速增长的开放初期后,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其边际产出开始下降。同时,外资银行对东道国了解进一步加深,其信息收集成本下降,贷款利率下调。在国内银行仍然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开始下降的情况下,它们容易采取一些冒险行为,银行体系从而进入危机的敏感期。如果国内银行可以渡过这段敏感期,相对国外竞争者继续保持足够的成本优势,那么将进入一个低风险的稳健经营期。相反,如果危机敏感期宏观经济基础不稳定,银行自身抗风险能力低下,监管又不到位,银行危机就容易爆发。利用上述理论,本文从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的角度重新解读了亚洲盒融危机,说明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内实现收益的同时,中期内可能存在风险。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新形势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随着我国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资本大量流入,信贷扩张加速,资产出现泡沫;金融机构之间竞争加剧,监管当局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情况很相似。但是,我国多年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了位居世界第一的国际储备,短期外债占GDP比重较小,资本帐户不完全开放,财政状况持续盈余;而且,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随着内需的启动,对外部的依赖将逐步减弱,经济的规模效应将非常明显。因此,虽然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但只要政策组合得当,就能顺利渡过难关,迎来金融服务业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