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处于汉文化圈的朝鲜在文化上受到中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汉文化痕迹处处可见。汉文创作作为汉字使用的直接成果之一长时间内成为半岛文学的唯一形式,在半岛文化文学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遍览中朝文学史很容易发现学者们对十九世纪汉文创作的忽略。对文学史上这一缺失环节的研究成为本文的核心内容。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动态、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正文部分有五章：第一章、第二章是综述。第一章论述了朝鲜十九世纪的历史现实。十九世纪的朝鲜处于封建社会与近代社会的过渡阶段,上半叶,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新的技术不断投入使用,租税方式不断调整更加适应经济的发展,也给人们更多的生存自由；城市不断扩大,手工业者获得更多的自由可以进行独立经营,矿业也得到发展。半岛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明显增加。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生产关系变化引起社会阶层身份结构的变化,传统的身份结构体系开始崩溃,原属上层的两班贵族没落,较下层的平民甚至是奴婢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相当数量的人口通过各种方式跻身于两班行列。势道政治是十九世纪朝鲜半岛主要的政治统治形态,势道统治的混乱造成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民众的反抗不断增加。下半叶,朝鲜半岛不断受到西方势力的入侵,内忧外患使得朝鲜结束了几百年来的封建统治。文化的异动则与政治如影随形：性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松动,实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佛教、道教逐渐复苏,民间性质较强的弥勒信仰和东学思想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基督教在发展与被压制的交替中顽强发展,信众越来越多。国语文学进一步走向成熟与繁荣,与汉文创作鼎足而立。第二章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的描述。首先介绍了十九世纪汉文短篇的主要篇目、作者及相关情况：《韩国汉文小说全集》第九卷中收录了朝鲜十九世纪汉文短篇小说四大类共120篇,其中传奇志怪类39篇、侠义人物类49篇、社会世态类28篇、开化期作品4篇。大部分作者出生于官宦家庭,而且大都是家门显赫的贵胄之家；大部分作者身处官场,在朝中担任要职,甚至处于权力中心；“委巷诗人”赵秀三和一些开化期作家的平民性也只是相对于身居高位的传统作家而言。其次,十九世纪朝鲜汉文短篇对十九世纪半岛经济发展、社会阶层的变革、社会矛盾等方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映,第二节即从商人形象及商业活动、奴婢形象及情节、两班贵族的现状、盗贼形象等角度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论述。第三章对十九世纪朝鲜汉文短篇创作从人物、主题、艺术等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它们在传统与突破上不同程度的表现。120篇作品塑造了若干个人物形象系列：官吏、女性、盗贼、侠义、神鬼奇人、文人书生、佛僧及平民系列。平民形象成为十九世纪汉文短篇创作的主角,其次是女性形象,再次是文人书生。他们也是十九世纪汉文短篇在对传统的继承中突破较大的人物形象。对传统价值的坚守依然是十九世纪汉文短篇的主要内容,同时商业主题与价值的转换成为最有时代气息的表达。同前二者相比,艺术上表现得则较为保守,对传统的继承要多于突破与创新。这一章对十九世纪的汉文短篇小说进行较为具体的呈现,与第二章共同展现十九世纪汉文短篇小说的原貌。第四章、第五章对十九世纪朝鲜汉文短篇小说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第四章论述了汉文短篇创作对传统的突破,从女性形象、婚恋主题、个人主义与平民意识这些角度阐述了作为传统文化卫道士的汉小说作者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个人所抱持的价值的突破及突破努力的艰难。大量的女性主义信息是最令人振奋的发现,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传统价值意识对女性主义的制约,这种制约使得十九世纪汉文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不能彻底或者说尚未完成。以婚恋为题材的作品表现出新的特质,爱情取代政治和经济目的成为联结两性的纽带,也担当了创作的主要内容,悲剧的结局在十九世纪朝鲜汉文短篇小说的爱情故事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个人主义与平民意识在十九世纪的汉文短篇中也有较为充分的表现：英雄主义弱化、威权倒塌,平民获得更多的关注,人生追求上放弃仕途而转向财富,人们对个性有了更清晰明确的坚持,市井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创作中占有更多的比例。第五章将十九世纪朝鲜汉文短篇与中国文言短篇创作进行比较。作为汉文化影响的直接成果,朝鲜半岛汉文短篇小说深受中原短篇创作的影响,叙述方式上的“简明述出”“冷静显示”“代表立言”及主题选择上的“乱世悲歌和士子文人”“婚姻恋爱”“民生疾苦和人鬼神怪”即是对中国文学的模仿与传承。将明清小说《汤琵琶传》与《金玉蟾》与朝鲜汉文小说的比较,更直观地可以看出中原与半岛小说创作的关系。本文的余论中,论述了汉文创作衰退的原因及未来的可能性。本文认为朝鲜半岛汉文创作的衰落主要有以下原因：国际势力对半岛的入侵与中国的没落,汉文学自身革新动力的缺乏,朝鲜国语小说的发展,以及出版、阅读群体、批评家们对汉文创作的影响。但是如果朝鲜作家仍对汉文创作的未来怀有信心,我们也可以期待它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