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报纸之一，新记《大公报》一直是新闻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纵观大陆和台湾新闻史学界，对于《大公报》的关注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一部《大公报》研究史，就是海峡两岸各自新闻史研究乃至新闻理论发展的历史。海峡两岸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大公报》及其主要报人的评价，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折射出各个时期两岸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演变;从小的方面来说，也可以反映出两岸新闻学界在各个不同时期对于报纸功能、媒体责任等新闻理论基础问题理解的变迁。　　就大陆地区而言，对于《大公报》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政治空气的影响，更由于该报在历史上与新政府的渊源，《大公报》的一切几乎全被否定，其主要报人也遭到了一致的批判。80年代至2000年间，随着政治空气的逐渐转向，大陆学界对于《大公报》及其主要报人的评价也开始渐趋客观，特别是对于该报历史上所倡导的“四不主义”、“文人论政”等思想的评价，也开始逐渐趋向正面。2000年以来，大陆学界对于《大公报》历史上几乎一切问题的评价，开始转向以正面评价为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负面的声音逐渐消失。近年来，在大陆学界眼中，《大公报》业已成为了近代史上“独立”、“自由”、“不党”的民营报纸的典范。　　就台湾地区而言，对于《大公报》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2年之前，由于“反共复国”思想处于统摄地位，这一时期的研究着重于称颂《大公报》及张季鸾在历史上“拥护领袖”、“拥护党国”的贡献。1972-1988年间，随着民间势力的逐渐兴起和“反共复国”梦想事实上的破灭，研究者们开始着重于评介《大公报》和张季鸾在历史上对于民权特别是言论自由的贡献。1988年之后则出现了两条道路:就新闻学界而言，随着“解禁”后台湾社会的乱象丛生，特别是“台独”言论的甚嚣尘上和商业化浪潮对媒体的侵袭，研究者们开始更加强调《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士人传统”以呼吁社会责任的回归，同时更为紧密地将这种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以抵御“台独”思想的侵袭;同时，《大公报》开始作为重要的研究材料出现在台湾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中，在他们的概念里，《大公报》和张季鸾已经走下神坛，只是近代史上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份报纸，历史研究者们以《大公报》为材料，对于中国近代外交史、政治史等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但是，在笔者看来，海峡两岸对于《大公报》的评价都难言客观，这除了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则是由于史料的缺乏。通过对于台北“中华民国国史馆”中所藏的“蒋介石档案”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大公报》在其历史上所表现出的，乃是一种特殊的独立性，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对政府的绝对依附的前提下又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纵观其23年的历史，《大公报》与蒋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和该报与政府关系的亲疏又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报纸主持人个人价值取向两方面的因素的共同作用。具体说来，该报与蒋政府的关系可以分为试探(1926-1933)、合流(1933-1941)、分歧（1941-1947）、决裂(1947-1949)四个时期。本文通过第一手历史档案材料，对该报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于当前仍然存在争议或误解的该报历史上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考察，以期还原历史真相，对《大公报》给予更加公正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