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跨国集团除了用专利来保护自己的同时,还收取高额许可费来维持自身在本行业的竞争优势,引发了滥用标准必要专利而排斥竞争对手等一系列问题。国际竞争已经有着“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垄断化”的趋势,它的滥用将会影响相关市场的公平竞争,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会影响企业的专利发展和技术进步。反垄断法和专利制度有着共同的目标,促进竞争和创新,提高经济效率,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们该怎么防止因过度保护知识产权而引起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怎么在维护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经济利益的同时防止不合理定价的滥用,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涉及到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不合理定价的反垄断案件进入我们的视线,比如“高通天价反垄断案”“华为诉IDC案”,“西电捷通诉索尼案”及“TCL诉爱立信案”。标准必要专利有着标准与必要专利的属性结合,因标准必要专利引起的案件的数量和金额标的远远超出传统的专利侵权案件,大多数都是跨国公司间的诉讼,对它的反垄断规制一直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我国在国内的专利申请数量一直遥遥领先于各国,但在其他国家的专利申请数量却很少,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在各国实践与法律均有差异的前提下,我国企业的创新起步又较晚,因此很有必要研究标准必要专利不合理定价的反垄断法律问题,以便为我国企业在面对国际化环境和专利纠纷时更好地保护自己,尤其是在日益走出国门的信息与通信产业,要提高核心竞争力,由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国家向创新型国家迈进。首先本文以问题为导向,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思路。第一章通过案例引出标准必要专利定价行为在实践中反映的两个问题并分析其成因,以华为对IDC的反垄断之诉和高通的行政处罚案为例,案件的两个争议焦点反映出的问题也就是本文的研究问题:标准必要专利定价构成滥用的考量因素分歧、确定合理定价的方法单一。而对标准必要专利不合理定价行为的反垄断立法基础薄弱和对反垄断规则的理解和适用困难以及标准必要专利的复杂性正是问题产生的成因。第二章、第三章分别针对这两个提出的问题详细展开了分析,第四章结合我国实践给出合理建议。第二章是本文的核心章节,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分析华为案和高通案在认定定价滥用行为中的共性和分歧,他们的共同考量因素包括正当的合理理由、专利价值与贡献度和专利的计费基础。采纳的不同的考量因素有FRAND原则和当事双方的主观恶意。其次是分析域外在认定定价滥用行为中的其他考量因素,比如Georgia-Pacific因素、具有资质的专家证言和计费基础的争议理论。分析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计费基础,也就是许可费计价基础应为产品零部件还是整个产品,与其对应的选择最小可售设备单元还是全部市场价值规则。再次是结合以上不同的考量因素进行评析。认定滥用过程中的考量因素正是本文探讨的问题。在对定价行为构成滥用进行反垄断法的认定后,第三章研究怎么确定合理的标准必要专利定价方法,也就是本文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在从国内采用的计算方法和域外的定价方法以及评析三部分展开,目前主流的确定标准必要专利合理许可费的方法有三种:分别是假设谈判法、比较许可法和top-down计算法。通过结合案例将这三种方法展开来介绍。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采纳比较许可法,方法较单一,没有按步骤论证,作为参考的以往定价样本也存在争议。针对本文的研究问题,第四章对立法和司法两方面详细展开了建议,我的观点是不修改反垄断法,完善反垄断指南,在指南中加入经济学分析思路,明确定价行为滥用的因素,明确FRAND原则的内涵;在司法方面构建多元的计算方法和考量因素体系,借鉴美国最新的top-down计算法,结合比较许可法,如果没有既成的许可费,则再结合考量因素体系确定许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