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全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学校教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安徽的教育在全国教育思想百花齐放、党化教育独尊发展的形势下,仍得以缓慢发展,尤其是安庆、芜湖、合肥、与蚌埠等地,教育相对较为发达。抗战以后,安徽境内的许多城镇、市县均遭沦陷(包括上述城市),在全国高校流亡西迁的趋势下,安徽的教育事业亦倍遭日寇的摧残和蹂躏而濒临崩溃的边缘。时控安徽政局的新桂系领导人李宗仁,顺应百姓民心,广纳社会贤达,即刻在省府立煌(今安徽金寨县)设立了省民众动员委员会和战时教育推行委员会,旨在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日建国的广泛动员,以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救国意识,激发其抗日斗志,达到自我教化和指导抗战的目的。他们采取学校教育和民间教育相结合,创办了大量省立临中、临小和乡镇保小学,试图以此举普及教育,以抗敌精神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有力拉开了安徽战时教育的序幕。继李宗仁之后,旋由廖磊接任安徽省国民政府主席,一方面廖与李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廖坚持“行新政用新人”,认为发展教育文化是安徽教育文化事业的基础,全面推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社会教育及义务教育。李宗仁和廖磊主皖期间皆沿袭广西的治理经验,试图采取“政教合一”制度来改造安徽教育,而廖磊则已明确颁布“政教卫合一,,的举措,着力于在安徽恢复与改进初等教育,救助高等教育,普及社会教育及整顿特种教育,推动了抗战初期安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李品仙治皖的数年抗战历程里,对安徽的政局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他下车伊始便大力倡导生产教育(即通过发展战时经济来增强军事实力,支持抗战事业)和军事化教育,普及三民主义教育。新县制施行以后,李品仙又鼓吹熔“管、教、养、卫,,为一炉的国民教育的强大职能和培养方案。为此,新桂系的政府调控在师资培训、中小学改制、难童救助、投资经费等一系列问题上均得到一定体现。但主要由于政治环境恶劣和教育经费匮乏,效果甚微。抗战期间,新桂系在安徽国统区的教育基本上经历了恢复、调整和充实三个阶段,在安徽省府各届领导人的推崇鼓动、积极筹划和竭力引导下,社会各界贤达和政府官员均纷纷响应,奔走呼号,民众主动或被动地对各项教育政策法令加以接受和实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安徽教育文化在日寇铁蹄的肆意横行下所受的创伤。特别是1939年以后,新桂系掌控下的安徽教育得以逐渐恢复,尤其是皖西地区,教育发展较为明显——安徽的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继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到抗战中后期,就统计的就读基层学校的学生数和基层教育学校数而言,皖省的教育业已基本接近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水平。毋庸置疑,限于战争社会的险象迭生,民国安徽政局的动荡不安,新桂系内部政权更替的纷繁复杂,加上国际环境的交错影响,彼时处于颠沛流离中的安徽教育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这一消极发展走势正是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其中的业绩与积弊,都为我们当今发展教育文化时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