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后殖民主义、食人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文艺学美学方法论，都在影响着翻译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安德烈·勒菲弗儿认为，翻译就是译者在其意识形态和目的语主流诗学的影响下对源语文本所进行的调整与重写，无论基于何种意图的重写，都反应了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学的调整，以便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中起作用。文化学派将意识形态、宗教、权力等纳入翻译研究之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也相应得以凸显。　　翻译研究与语言学、文艺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结合,有利于借鉴各学科的前沿理论，为翻译学的构建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译者主体性”这一术语，就是将翻译术语“译者”与哲学术语“主体性”相结合所产生的。翻译学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要构建其理论基础，就应统一术语。译者主体性也理应得到准确的界定，否则就会在后续研究中引起概念理解与使用的混乱。译者主体性指的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　　文化学派并没有要求提高译者地位或是给予译者自主权，描述性翻译研究客观地记录翻译过程发生了什么,所得出的结论并非必然就是规定性的翻译准则。传统翻译观并没有桎梏译者的主体性，文化学派也并没有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而只是凸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无论传统翻译观“透明”说，或是文化学派所客观描述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权力、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的影响而对文本所进行“重写”或“调整”，都需要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翻译的好与不好、译文是否为读者所接受或是拒斥，都是译者发挥主体性的结果，这与译者地位无涉。　　伽达默尔所创立的哲学阐释学对于翻译研究具有很好的理论参考价值，正确理解原作是翻译的前提和根本保证。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历史性所导致的偏见同时也构成了译者的个人视域。译者视域与原作视域相融合产生一个超越二者原初视域的新视域，在译者意图的指引下用目的语将其物化为译作,就产生了译作的视域。翻译过程的理解和再现两方面,都需要译者充分发挥其译者主体性，万能产出高质量的译文。将翻译研究与哲学阐释学相结合，分析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可以深化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由于译者意图、译者的偏见、个人视域与原作视域的差异、理解的历史性以及语言与文化的不同,译作视域与原作视域必然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错位。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正在于对这种错位的弥合，而这种弥合只能是无限趋近的过程，绝对的重合是不可能的，这是由翻译的精神科学属性所决定的。对译者主体性的错误认识，如:译者“显身”、赋予译者自由权等等，只会扩大甚至撕裂这种视域的错位而导致胡译、乱译，从而产出低劣的译作，这必然是译作读者所不能接受的。抛开读者接受来谈翻译标准和所谓的译者主体性是狭隘的，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的空想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