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各省会城市中,贵阳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独具特色,是典型的地处高原山地的“中原式”边城和移民之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设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筑顺元城,为贵阳城之雏形。明初重修贵阳城,永乐十一年(1413)定为贵州省会,天启二年(1622)拓修外城,进一步扩大了贵阳城市的规模。清末新政时期,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启动,民国初年,贵阳城市的现代元素有所发展,1927年贵阳环城马路修建规划出台并付诸实施,勾画出现代贵阳城市内部空间的基本结构。从总体上分析,元明清时期,贵阳城作为中央政权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权力的象征,军事政治功能较为突出,城市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城市内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城市腹地对乡村的集聚力和辐射力相对有限,加之长期远离中央统治者的视野,贵阳城市发展起步晚、起点低、进程慢,通道特征明显。抗日战争改变了贵阳城市发展的传统轨迹,为贵阳城市发展创造了机遇并注入了新的活力。西南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贵阳城市战略地位空前提升,成为全国抗战的“民族复兴基础”、大后方的重要交通枢纽和陪都重庆的南方屏障。战时贵阳“不内不边”的地理区位由传统的制约瓶颈演变为提升城市战略地位的区位优势,以贵阳为中心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政府机关、工厂企业、学校、金融机构、人口的大量内迁,为贵阳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注入了外在动力。贵州地方政府的应对、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强大内力。为服务抗战建设的需要,吴鼎昌主黔时期,在稳定贵州局势的前提下,坚持人力物力开发同时并进平衡发展,抢抓抗战机遇贵阳设立市制,组建贵州企业公司,推动了贵阳城市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受危机刺激回应的影响,外力植入与内生发展的结合,共同构成了战时推动贵阳城市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早期现代化加速发展和加快转型是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的总体趋势。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的引入,促进了以功能分区为主旨的贵阳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城市邮政通信、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建设的早期现代化演变。城市地域拓展和旧城改造,推进了贵阳城市空间按照现代方式进行重组。南明住宅小区成功修建,成为战时西南地区新住宅区建设的模范。贵阳城市管理中的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加速了城市管理体制的现代性转型。市政会议和市设计委员会的设置以及拆城筑路中的专家建言,为现代城市管理添加了民主因素。现代城市警察制度的确立,为市民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创办《贵阳市政》宣达政令征集民意,为市民知晓市政参与市政搭建了平台,增强了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的互动。人的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核心,市民城市观念形成、综合素养提升和行为的现代化,是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发展转型的重要体现。贯城河治理、公园构筑、城市绿化以及城市公共空间构建,体现了城市发展对人居环境的关注,重塑了贵阳城市形象。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是服务于战争需要的非常态发展,具有鲜明的战争元素和战时特征。抗日战争促进了贵阳城市结构和功能的现代转型,战时贵阳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发生了转型演变,城市金融兴起、城市工业发展、城市商业市场形成以及城乡结构的改变和城乡联系的更加紧密,巩固了贵阳城市多功能综合性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地位,提升了贵阳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日军侵黔特别是“二·四”轰炸和“黔南事变”,对贵阳城市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抗战时期贵阳城市的发展呈现出跃进与畸变并存的特征,1938年至1943年,贵阳城市得到了较快速度的发展,1944年后,由于战争形势变化,贵阳城市发展步伐大幅回落,但发展水平仍然高于战前。城市现代化既是城市发展的目标,也是城市发展的途径。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及其早期现代化转型的经验教训启示人们：贵阳城市现代化的实现,必须结合实际,抢抓机遇,巧用外力和内力,做大做强城市经济,转变城市功能,增强市民的城市意识和城市认同感,努力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着力推进人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