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在作者创作与读者阅读之间始终横亘着：思想与表达、经典书写与理解及阐释之间的矛盾，这成为贯穿古今中外文学活动挥之不去的永久困扰.本文试图从语言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俯瞰文学界这一核心命题，采用哲学、语言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深入考察了中西在言意问题上的理论渊薮与新近发展，并重点辨析、清理了对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两派传统和阵营分别产生出巨大影响的思想大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二人的语言哲学之思，将其与中国语言哲学和文学理论之间展开对话与交流，使之成为深入解析这一文学经典命题的新的理论增长点。　　 当语言分化衍生出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后，此种二元性的工具论语言观及其思想就大行其道，语言与人、语言与存在、语言与思想的原初的亲缘关系就此失落了.文学面临的正是这样双重的困境：首先是长久以来由于工具性、应用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及其语言观所导致的人与语言、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及由之而来的从思想到声音再到文字的逻辑等差的“意义先验论”.其次是伴随着这种外部强大的形而上学的主体性思维的冲击，文学同时还需应对来自自然语言内部材料有限的挑战.对此，文学选择坚实地走一条尊崇形象的道路来寻求突破，这是一条源自人类自然天性的凡俗的表象之路，也是一条旨在恢复和重建语言原初价值的道路。　　 当自然语言逐渐沉沦为空洞的语言游戏或是闲谈之际，科学语言沿着理性的道路不断抽象为数理逻辑符号之时，只有诗的言说，不断接受来自人们精神和情感的挑战，未曾屈从于语言材料的有限和语用模式的固定化这一语言现实。这一探索的过程不仅仅是通过打破语法的固定规则，并且通过把生动的形象赋予给语言来做到的。比之日常语言几乎不创造新的东西，科学语言只能把握到事物显出来的特性，诗的语言却能够深入到一切非现成的存在之敝开状态，让真理自行闪现并自行道说。存在本身自行显现（澄明）并自行隐匿（遮蔽）的特性，使它在现象上永远呈现出有（在场）与无（不在场）的动态运动，而这种运动本身恰恰又构成了言与意之间的永恒动能和张力.诗性智慧所特有的“象”思维的非概念性和流动转化的特点，及其兼具物理与精神的双重属性，使它能够超越主客二分式的知识命题和主谓式语言，跨越虚实，有无的界限，自由地游走于精神与实体之间，沟通起主客、物我、在场与不在场、有限与无限的差别与对立，从而将不可说的（不在场的）通过可说的（在场的）带向世界。只有诗的语言懂得在自行抑制当中达到向无限的升华，因而语言的“有”在这里恰恰是作为界限暗示出那作为背景的深广的“无”。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诗性的言说的丰富性能够超越语言本身“有”的局限，从而使“可存在”从“无”中绽出来。诗的语言自身的这种揭蔽与聚集（显与隐）的二重性，本身就是合于世界澄明与遮蔽（有与无）的二重性运作.诗的语言恰恰是在入于“无”之际，反而将一个“可能的”世界端呈出来。这样一来，诗的意象就成了言说着的存在的源头，文学正是通过“象象生象”的创造机制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存在来，凭借生成丰富的话语意义系统来达到对语言本身有限性的超越。　　 在对世界真相、本源的接近上，由“象”所构成的艺术性的诗与思的方式更胜于由概念、命题所构筑起来的抽象的逻辑体系.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这两位对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大师，各自花费毕生精力致力于语言哲学上的思考，最终无疑想要告知我们的是：真理就寓于现象之中.他们二人后期都主张摒弃一种应用性的工具式的语言观，而要求返回到人与语言的原初关联当中.能够带领人们实施这一返回步伐的，从而恢复人与语言、世界的本质丰富性的只有文学.只有文学才能担当起使语言还原其原始的本质形态，并且使人返回到人生的诗意境界的神圣使命.真正的语言应该就是与人的存在直接相关的，是人的精神、情感、灵魂之归依的终极寓所.人在这种最本真的语言之中言谈着，把自己敞开到事物中去，在指向着物、解蔽着物，经由物象的牵引还原出世界整体关联的神秘意蕴之际，也就实现着人之为“会说话的动物”的真正要义。这是文学语言有别于那些工具性或应用性的语言之所在，也是文学语言努力挣脱语言的樊笼，实现其自身价值之所在。因此，文学语言的超越性还体现在这种诗思合一的状态上。　　 此外，由于人（此在）在世的时间性与有限性构成了“此在”的历史性生存的极限经验，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存在”本身也是有限的.因而文本的意蕴随同每一位此在得到敞开之际又难免形成遮蔽，作品的意蕴因而就既不可能只是作家艺术天才的主观预设，也不可能是由文本自身所能囿限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在者。而文学作品的敞开或澄明不是一次性的结果，而是无限次的过程，因而作品的意义（真理）其实是一个不断敞开去蔽的展现过程。因此，文学语言的超越性的另一种表现就体现在，文学以其丰富立体的话语系统实际构成了一个开放的结构，文学作品能够通过固定和有限的文学意象及话语形式去召唤着无限次的去蔽和意义的生成。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艺术作品通过词语首度命名的力量不仅仅实施了一种开端和创建，而且还通过鉴赏、评论、诠释的形式达到对存在之真理的有效保藏。作品的（真理）意蕴不仅保存在作品之中，它还经过文本，在作者、读者、世界当中得到流传和增生。这样一来，文学语言又通过其开放性而超越其自身的有限，文本的意蕴得以在无数次去蔽中不断涌现和生成，从而在历史长河中获得其无限的生命力。正因如此，文学文本凭借其话语体系的开放性，将我们从文本内部导向了作者、读者以及世界之间的多元对话与交流。因此，只有打碎日趋陈旧的语言工具论的“枷锁”，超越由“言、象、意”所建构起来的作品内部的审美层次结构，进入到语言与人、世界这一意义生成的源生性领域，坚持投入生活，倡导多元对话与交流，才能在个人实践的有限性与人类生活的共同性，以及感受的个人性与语言表达的普遍性之间找到平衡与突破，由此取得一种广阔的研究视域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