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谈判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距今已经发展多年并且积累了大量经验。相较于西方成熟的体系,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起源相对较晚,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趋成熟,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劳资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达到协商平衡点的难度更大,这就要求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更高效。因此,在我国结合国情和西方集体谈判经验制定了符合我国实际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基础上,还需要通过引导劳资双方加强沟通对话,对多方协同机制在形成共识、达成协议等方面进行优化。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出现在1994年,首先在珠三角地区进行试点,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全国各地工会组织都把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作为一项常规工作。就Y市G区来说,该地区处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元素多元,制造业、新业态较多,劳动关系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特征。分析近几年的数据发现,虽然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覆盖率在全区已建工会企业中已近100%,但是各类劳资矛盾和争议并没有明显减少。尤其去年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和进展也面临诸多新问题。为探究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效果的阻滞因素,本文重点依托政策执行理论系统模型,并基于协商民主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政策工具理论,通过对制度实施现状的分析,梳理了 Y市G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影响制度实施的阻滞因素,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地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提供借鉴。本文首先对Y市G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脉络进行了梳理,发现Y市G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在规范性、组织沟通、主体缺失、工会参与以及人员作用发挥等五个方面还存在不足;然后依据霍恩-米特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分析了 Y市G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的阻滞因素,从目标与标准、政策资源、组织沟通与执行方式、执行机关的特性、系统环境、执行人员的价值取向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效率的政策建议,以期通过加强目标与制度标准建设、争取政策资源支持、增强各方沟通效率、加强和改善工会自身作用、改善制度实施系统环境、强化执行人员作用发挥等几大要素的改进,来突破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的阻滞困境,切实保护职工利益,实现劳资双赢,彰显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