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价值创造都需要高级人才赋能,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与高管签订有效的薪酬契约成为吸引留住高级人才、激励高管工作积极性、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手段。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2020年,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一系列政策文件颁布出台,推动进一步建立健全高管激励机制,然而越来越多的问题随着薪酬制度的发展和实施开始显现,如薪酬水平及薪酬结构该如何调整、薪酬的增长是否有效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等等。本文从这些问题出发,结合理论及高管薪酬发展现状,通过实证分析高管薪酬变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作用,全面深入探讨我国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效果。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回顾国内外学者对于高管薪酬及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其次,以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股权激励理论、管理者权力理论为基础,结合近十年高管薪酬发展历程,从理论上分析了高管薪酬变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然后,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梳理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高管薪酬变动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基于企业产权性质、董事会结构对样本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探讨高管薪酬变动对异质企业绩效的影响差异,进而验证高管薪酬变动是否能有效提高管理层参与公司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绩效改善,为缓解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证检验;最后,基于本文的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发现:第一,基于基准回归,发现当高管薪酬水平发生变动时,货币薪酬变动及股权激励变动都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即两类薪酬增加都会促进企业绩效改善;当高管薪酬结构发生变动时,股权激励占总薪酬的比重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即在高管薪酬总额中,股权激励占比越高越能促进企业绩效改善。第二,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水平上涨促进企业绩效改善的效果要强于非国有企业,而股权激励变动的激励作用虽然要弱于非国有企业,但不显著;薪酬结构变动方面,增加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占比对企业绩效的改善效果较非国有企业更弱。第三,基于董事会权力结构的异质性检验,发现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时,货币薪酬变动、股权激励变动、高管薪酬结构变动的回归系数显著性都比两职分离弱,仅在5%水平下显著,即两职合一时,高管薪酬变动所带来的激励性较弱。最后结合理论分析、现状分析以及实证检验,提出以下建议:（1）调整薪酬决定机制,增加公司绩效在薪酬决定体系中的占比;（2）完善高管薪酬结构,鼓励高管适当持股;（3）科学设置高管权力结构,保障监督机制的独立性;（4）完善高管信息披露机制和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