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中国的学术思想呈现出多维探索的趋势，玄佛会通是其重要倾向。近代以来这方面研究颇多，在清谈、格义佛教、玄学产生与佛教有无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期以另辟研究的新视角：考察魏晋士、僧交游与玄佛会通的互动问题。通过梳理史料、继承发展前辈学者的论述，试图在不同的历史视域中，对交游与会通这一紧密联系的学术现象做出动态的解读。一方面，着眼于学术发展的媒介(士、僧交游)与内容(玄佛会通)的结合；另一方面，着眼于哲学史发展(玄理、佛理)与哲学范畴发展(空、无)的结合，期以达到既重视异文化各自的特质，即不忽略交游、会通的差异；又重视交游、会通的时代要求，即寻找交游、会通的契合点。 本文第一章“魏晋士、僧交游与玄佛会通的历史发微”，在士、僧交游与理论的互动中，宏观地解读魏晋玄学的形成、发展与玄佛会通，但又不忽视对重要哲学思想发展的微观探析，力求避免呆板平述；既继承前人，又有所创新。首先，本文认为士、僧交游是佛教东传成功与魏晋佛教发展的媒介前提。大德译师在弘法布经的同时积极加入中土士人交游的文化圈，逐步确立起自我的主体性，平等地参与自身理论和玄佛会通的建设。其次，魏晋玄学的产生、发展，玄佛会通是士、僧交游推动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何晏、王弼于交游中互相影响，最终达到思想上的基本一致，共同创造了贵无论玄学，同时又显示出二人理论中的佛教影响；嵇康、向秀在交游中互受影响，前者吸收后者的“性动”之说，后者注庄，发前者之“高致”；郭象、张湛在各自的交游活动中，继承、创建玄学理论，同时又展现了受佛教影响的痕迹。 本文第二章“魏晋士、僧交游与玄佛会通的理论探析”，力求尊重异种思想文化的自我特点，注重其“原初性”，及其在不同历史视域中的演变特点，寻找玄佛会通的契合点，即探寻会通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发掘魏晋时期，随着士、僧交游的深入，玄佛义理在互动中不断得到新的诠释，士、僧如何处理自身理论“原初性”与会通的问题，即对何谓玄佛会通的理解。本文认为玄佛(般若学)理论的核心—“空”、“无”有其发展演变的自我特质，以差异为主，相似仅是士、僧理解中相似，即所谓的理论会通。基于此，本文在士、僧交游，往返辩论的时代背景中，关注玄佛本体论会通，认为汉魏时期，般若学“空”的观念已影响到玄学本体论的建构，但士、僧着重的是异理论的相似性，并不拘泥于“本性空”与“本体无”的差异。在功夫修行论方面，悟“空”与体“无”虽内涵不同，但因为具有相似的功夫指向，所以在士、僧交游论辩中形成了相似的圣人形象。在境界论方面，本文注重分析玄佛理论中对玄佛境界的描述性语言，期以达到透过语言的迷障，既看到双方境界论的不同实质，又揭示玄学化语言带来的境界论会通。在方法论上，继承深化前辈学者所论，揭示在士、僧交游中“空相”与“得意忘言”拟附，佛学从格义走向“得意忘言”的方法，即玄佛会通的方法论转向。 总之，本文试图通过士、僧交游的媒介对魏晋玄佛会通作一通释，同时积极地发掘会通的特质。尽量做到宏观架构与微观分析、史实征引与理论阐发的双重结合。当然，也期以本文作为一次典例分析，说明交游这一古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媒介在哲学史、思想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为理解文化思想会通的问题提供支鳞片爪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