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从贷款诈骗罪的立法背景，目前立法现状为切入点来探讨立法中单位犯罪在该罪名中缺失的成因对于金融机构追索贷款的影响。从单位犯罪规定在贷款诈骗罪中的立法与司法角度分析，以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要义，文中分析了单位犯罪的主体，行为，处罚方式及司法实务中的判定标准与证据不足，搜集困难等原因。根据《商业银行法》相关规定，信贷业务是金融机构最为核心的业务，同时也是金融机构最主要的利润来源。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只是国有企业，私营经济体都有融资的需求，商业银行承载了这一社会职能的同时也需要法律保护贷款的安全，商业银行包括保险公司、信托等金融机构，包括发展迅速的互联网金融都在给企业融资，获取资金支持企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从立法规定，单位犯罪的处罚、证据搜集、主体认定、司法实践等角度分析该罪名的现状并总结，做出展望。
　　实践中出现一些借款人通过虚构合同，文件等的方式骗取银行贷款行为，即成立刑法所规定的贷款诈骗罪，但是贷款诈骗罪中并未规定单位犯罪，其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实践中往往是一些机构单位借款人获得银行贷款的几率更大，数额更多，违约以及犯罪风险更高，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贷款诈骗罪的各类犯罪行为基本都是单位为之，包括编造引进资金，签订虚假经济合同，伪造文件等，司法实务中以合同诈骗罪处理贷款诈骗组中的单位犯罪不合理，应当引入单位犯罪主体。单位不仅仅指法人，包括机关团体等，侵犯的法益为金融机构的贷款，虚构合同仅是诈骗行为中一种，无法完整符合此罪名构成要件，就单位犯罪行为而言，需要通过单位决策的方式认定单位犯罪，处罚单位而非个人利益，司法实践中证明单位犯罪意图较困难。单位犯罪处罚方式来说，我国单位犯罪处罚采取单罚或者双罚制，其处罚依据不同，单位犯罪却处罚个人也等同于企业合规的作用减弱或者单位犯罪最终形同虚设，因此对于单位犯罪的主体，行为处罚方式应更加明确规范，符合司法实践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