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辩的历史长河中,王安石远继墨家“贵利尚义”之精神,近承李觏“利欲可言”的功利主义思想,对义利概念的内涵和义利的关系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赋予了义利观以“新义”,这不仅是对儒家“重义轻利”的修正,也是对宋代理学派割裂理欲的一种补救,其理论见解在义利论辩的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之后的叶适、陈亮,乃至颜元、戴震等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王安石作为政治家、改革家,其义利观直接体现在其经世治国的方略和变法之中,这使得他的义利观具有了鲜明的、与其他书斋理论家不同的实践特征,这也是其义利观的“新义”之所在。本文即是旨在阐明这种“新义”并就王安石义利观的当代价值进行探讨。本文首先探讨了王安石义利观得以提出的人性论基础和历史背景,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和阐明了王安石义利观的“新义”之所在。首先,他对传统的义利概念进行了改造,他认为“义”包括理财、使国家富强和为人民谋利益三层内涵,“利”则皆有公利和私利之意。其次,他对义利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并且提倡“以义理财”,同时,王安石将他的义利观运用到了治理政事的实践中,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对其义利观的实践,正因此,其义利观还有实践特征之“新义”。之后,本文分别从理论的角度和实践的角度对王安石的义利观予以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认为王安石的义利观在当代仍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其“义利统一”的思想不仅有助于弥合我们在日常理解道德时“功利”与“道义”之间的裂痕,而且也是我们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资借鉴的传统思想资源。其“以义理财”之思想不仅在北宋变法和改革中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就当前的现实而言,这一思想对深化改革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