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中,被视为彼此具有相似性却各具不同内涵的概念。文本铺呈中当需要运用“功能主义”时,国内学界习惯性不从概念内部做出严格区分。学界对费孝通与功能主义关系的认识一般都模糊化处理,包括相关学术史的书写也尚未从学理上予以澄清,仅从师承关系和个人经历中带出费孝通与功能主义的渊源。从中我们很难清楚：费孝通与功能主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功能主义对费孝通学术的理论依托和社会学本土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费孝通对功能主义做出了何种意义的选择和取舍。为了阐明以上疑问并厘清费孝通学术与功能主义的理论渊源,该论文中将费孝通对功能主义理论、方法的吸收和运用分成以下儿个阶段：功能主义萌芽时期,是费孝通早年学医到师从马林诺斯基之前。科学的功能主义时期,对应到费孝通留英期间,是费孝通受马林诺斯基影响最大的时期。结构功能主义时期,费孝通由马林诺斯基倡导的功能主义朝布朗举张的结构功能主义转变,大致是费孝通留英回国后到“魁阁”工作这一时期。至此,费孝通开始了他新的理论指导时期,不再对马林诺斯基功能主义紧紧追随,完成了对马林诺斯基功能主义的终结。人文的结构功能主义时期,时间大致是“反右派”之后到其晚年。随着国际学术格局的变化——结构功能主义在四、五十年代开始式微,以及国内剧烈的社会变迁——“文化大革命”,促成费孝通对其学术的理论来源做了彻底反思,在扬弃中开始秉承潘光旦倡导的新人文主义。至此,论文中可以析出两个结论：第一,费孝通完成了对布朗结构功能主义的超越。第二,费孝通完成了从社会客体到社会本体这一认识论的转变。第三,费孝通完成了西学理论重逻辑与传统中国文化重人文精神的融通和结合。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费孝通对功能学派的吸收和运用是动态过程,前后见解有着微妙变化。费孝通在师从马林诺斯基之前就是一位功能主义者。比较其马林诺斯基,布朗对费孝通的影响更大。受马林诺斯基给《江村经济》所做序言的影响,《江村经济》受到后人误读,应对马林诺斯基此序言重新解读,因为其对《江村经济》是指向性而非指明性评价。最后,文章针对社会学本土化,提出了三点见解：本土化首先是思维和方法、而非西学理论的本土化；对西学理论的运用首先应是方法论角度的转化：社会学本土化,既要注重科学原则,也要重视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