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信息披露的要求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变得举足轻重。从2019年12月2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专门增设了“信息披露”一章即可窥见信息披露在证券市场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个别公司的证券虚假陈述行为不仅违反了信息披露的原则、损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和收益权还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了破坏。现如今,在我国与证券虚假陈述相关的法律规范中,存在着法律条文规定相对笼统、模糊等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在司法实务中,各地法院对于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所涉及的争议焦点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文通过案例的导入,对证券虚假陈述中重大事件的认定、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进行讨论分析,详细阐述了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立法现状,并通过比照国外对相关问题的规定,经分析认为:京天利公司的涉案行为构成重大事件。在认定重大事件时,各地法院认定标准不一,由于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同,审查标准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人民法院不应该仅仅依据案涉单位受过行政处罚就不经审查,直接认定案涉行为属于重大事件,建议综合运用影响投资者决策标准和影响价格标准。京天利的证券虚假陈述揭露日为《立案调查通知书》公告日。关于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的认定可以从揭示事项的重大性、揭示主体的权威性、揭示时间的首次性、揭示内容的相关性来确定。但是对于司法实践中多数将公司对证券监督委员会所作的《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日认定为揭露日的现状,笔者认为《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内容过于简单,不能形成对虚假陈述行为的有效揭露,且法院在自由裁量时会出现裁量标准不一的情形,法院应该结合《立案调查通知书》所揭露内容的具体程度并结合其他认定虚假陈述揭露日的标准,进行审慎的裁量。最后,投资者损失与京天利的涉案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其中,缺少对诱空型虚假陈述因果关系认定标准的法律规制、缺少对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间买卖证券的投资者损失的保护机制以及对系统性风险的详细规定,是我国当前在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因果关系上所存在的问题,建议通过交易上的因果关系和损失上的因果关系对以上问题进行规制。证券虚假陈述类案件纠纷涉及到的争议焦点大体相同,对以上争议焦点进行梳理能够为之后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提供一定借鉴,在维护我国证券市场稳定性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向着良好有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