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通过各种融资方式募集资金,投入到高收益项目,不仅在微观上能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并为融、投资各方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宏观上也能加速资金向高效益部门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效率。也正因此,对上市公司融资问题的研究是“公司金融”研究的热门领域。然而我国上市公司所依存的新型加转轨的资本市场,存在诸多有别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的中国特色。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在融资方式的选择方面,我国上市公司表现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拟上市公司上市之前,有着极强烈的冲动去谋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成功上市,上市后,又往往不顾一切地选择配股或增发等进行股权再融资,而上市公司对债务融资并不十分热衷,即使进行债务融资,也是出于政策上提高了股权融资的门槛或暂停发行股票等原因;在融资时机选择方面,由于政策的变化,一度形成所谓的上市公司集中性的“配股热”、“增发热”;在融资额的确定方面,出现了上市公司不是根据事实准备投资的项目来确定融资量,而是先根据政策规定的融资额的上限确定融资量,再回头去找相应的项目;在融资过程中,更是存在诸多如虚假包装上市、频繁进行融资变更、倾向于过度融资和大肆进行盈余管理等行为偏差,表现出一种永不满足的“融资饥渴症”。这些特征都与传统公司融资理论不符,甚至截然相反。而行为金融理论为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行为金融学基于“非理性人”和“非有效市场”两个前提假设,认为人们在决策和判断时会出现诸多行为偏差。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政府、自律组织、中介机构、上市公司、各类投资者多方参与的博弈竞技场,其中的各主体为了获得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必然要观察其余各方的行为策略,据此制定自身的行动战略,各主体的行为无不带有浓厚的博弈色彩,而强制性政策监管下的市场机制失效,加剧了市场主体——投资者各方、中介机构以及监管者的非理性行为,进而加大本身就可能存在诸多非理性行为的上市公司决策管理层的认知偏差,并加大了上市公司决策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上市公司决策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又会再反馈回来,进一步加大市场其他主体的非理性行为,就这样互相反馈,直至对上市公司融资产生最终影响。当揭开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过程中参与各方的非理性行为和市场无效的面纱后,我们看到的是存在其背后的体制、机制的缺陷。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安排方面的缺陷,如控股股东股权高度集中、股权分置、股权低流通性等;有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缺陷,包括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治理状况和经理人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缺陷;有资本市场制度和机制的缺陷,具体内容有我国证券市场的行政干预体系、上市公司融资政策变迁及证券市场法制建设落后等;有资本市场政策监督的缺陷,包含了市场准入机制失效、市场运行机制失效、市场退出机制不完善、市场结构性失衡等。通过对这些背后的体制、机制缺陷的分析,也使我们看清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中各主体非理性行为问题的实质,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提出治理这些问题的政策性建议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