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民国时期(1917-1922)康有为、陈独秀、陈师曾对“四王”的写意画风和复古的创作思想的批评和反思为中心，籍此考察在这一剧烈变动时期，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知识分子寻求建构国画现代秩序的方案及其影响。 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由三章构成。第一章描述宏观的历史背景，主要包括中国绘画史的传统；追溯四王与董其昌、文人画的关系及其正统地位的确立；回顾鸦片战争以来西学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及其在美术上所引起的变革。 第二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康有为、陈独秀、陈师曾对四王及文人画的批评为中心来探讨其绘画主张和影响。 康有为以“中体西用”为其国画革新的立足点。他批评四王及文人画写意，主张回归绘画的正统——宋代院体，针对四王的复古，则主张中西融合，合中西为新纪元。他主张温故而知新。 “西化”的陈独秀整体上倾向于批判、否定传统文化。在美术上，批判四王及文人画的写意和复古，主张引进西方科学的写实主义对其加以改良，革王画的命。他主张除旧布新。 面对康有为与陈独秀对文人画的批判，陈师曾立足于对传统文人画认识的基础上，重新阐释文人写意画重主观表现的特征，为其存在取得理论上的合法性。主张立足于文人画基础上的创新——推陈出新。 第三章则探讨他们批判四王及文人画，寻求新秩序的意义和影响。本章认为，西方文化冲击，打破国画发展的自律性，由于中学不能为体，国画面临认同危机。他们对四王及文入画批评的同时，在传统现代、中西之间，建构现代国画的新秩序，确认国画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对四王及文人画的批判与反思，是建构现代国画新秩序的前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他们被迫寻求国画的新秩序，开始了国画现代转型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