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前，国际人道法主要由日内瓦法体系与海牙法体系组成。1864年《日内瓦公约》以在战时救助伤病兵为主要宗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内瓦法体系。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关注于战时俘虏待遇，限制过度杀伤武器等内容的海牙法体系。在晚清，日内瓦法体系就已在华得到传播，并于日俄战争的烽火中，催生了五国合办的万国红十字会。此后又摆脱五国合办，在清末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自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从事各种人道主义活动，也承担了传播日内瓦法体系的使命。日内瓦法体系的三原则，即红十字会中立地位、红十字标识擅用之禁止、伤病兵之救护，经中国红十字会加以传播，渐为国人知晓。虽然《日内瓦公约》尚未就红十字会在内战中的作用予以规定，但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于内战中进行战地救护工作，大彰人道。一战之中，中国红十字会事业刚刚起步，在人力、财力等方面均受到限制。当德国、日本在中国青岛爆发战争时，中国红十字会积极行动，救助处于德、日两国炮火之下的同胞。同时中国红会伸出援助之手，援助在海外华侨。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先是在淞沪战争中组织力量，救助前线伤兵。后又响应南京国民政府的“三合一政策”，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自组建后，先后三迁，最后扎根于贵阳。在长期抗战中，救护总队培养医护人才，从国际上争取医药援助，组织车队输送物资与伤病兵，派遣救护队奔赴各个战区实施救护，指导前线野战部队卫生防疫，为全面抗战的胜利贡献甚巨。于日内瓦法体系传入中国之时，海牙法体系也在近代中国得到传行。为了打开外交上的僵局，清政府先后参与了两次海牙保和会，签署了系列国际人道法公约。北京政府时期，虽然国内军阀混战，在战争中违背国际人道法的现象层出不穷，但在对外交往中，无论是哪路军阀执政，均能较好地遵守海牙法体系中的规定。全面抗战中，南京国民政府采用了多种传播手段，面向军民进行“优待俘虏”政策的传播。南京国民政府也给予日俘优待，其设在贵州镇远与陕西宝鸡的两个日俘收容所，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好评。在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在华的三百万日本俘侨加以收容遣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仁义宽大的精神。与此同时，对在中国犯下罪行的日本战犯，南京国民政府参考国际人道法，制定相关战犯审判条例，对战犯做出审判。国际人道法在华的传播与实践，对近代中国有着诸多积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外交环境，推动了国内系列军事法律规例的制定，对战时军人的胡作非为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国际人道法也促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成长与发展，为近代中国处于各类天灾与战祸中的人们提供了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