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禁忌现象在中日两国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古代的日本认为语言中有神秘的力量,即「言霊」。他们坚信不吉利的词语会招致厄运。如果想要避免语言带来的灾祸,就应该避免使用令人会产生不好的想象的词语。这就是语言的禁忌。此风俗源自一千多年前的平安时代。时至今日,出于宗教信仰的理由或者在特定的职业和场合,还要顾虑禁忌语的使用。但是,历史的前行使得禁忌语不仅在词语上发生了变化,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如:有些禁忌语由于忌讳的消亡而消失,已经不存在了;有些词语由于禁忌本身而产生了变化;还有一些词语由于内涵而发生了变化。在异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有必要清楚认识禁忌语,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禁忌语也存在着差异。在中日交流的悠久历史当中,各种语言现象使得两国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禁忌语”也列属其中。然而,在禁忌语的研究中,基于性别区分而做出的关于禁忌语的研究却较少。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是禁忌语基于性别的划分,即把女性禁忌语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女性而言,禁忌语是不能够随意说出口的词语,所以有必要对禁忌语进行回避,那么中日女性如何回避禁忌语以及在禁忌语的回避法上有何相似点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由于女性语与男性语有着显著差异,所以本文在掌握女性语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女性禁忌语的含义、回避以及回避法,对于这些分析内容,主要采用了对照研究的方法。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对禁忌语含义的进行了研究分析。无论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对禁忌语的定义都有极为相似之处。如,中国学者刘耀武认为“禁忌语”是“由于不吉利或者应该忌讳的事情,避免说出来,而用别的词来表达,或者绕着弯说出来,这样发展起来的用语,一般称为忌讳词”;著名民俗学者曲彦斌把汉语的“禁忌语”定义为“语讳”,也就是“语言禁忌以及避讳现象。”日本有的学者认为“禁忌语”是在特定的职业、场所、时间、仪式等需要避免使用的词汇,另外,代替其使用的语言。”西尾实等在『岩波国語辞典』〈第3版〉当中与『広辞苑』持相同观点：认为“禁忌语”是“避免令人产生不吉利的联想的词语。”上述两个定义都强调禁忌语是“会令人产生不悦的联想”的词汇。基于中日各学者关于“禁忌语”定义的表述,本文所界定的禁忌语的概念为:禁忌语就是指语言当中通常避免使用,如果使用了就会对语言交际产生不良后果的词语。本文中的“禁忌语”即为中日学者定义当中的第一方面,也就是“禁忌语”就是“语言的禁忌”,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及场合不应该使用,如果使用的话会对语言交际产生不良影响的词语。而其他学者在禁忌语定义中所提到的第二方面,也就是禁忌语的“代替语”或者是“代用语”在本文中作为禁忌语的回避以及回避方式的对象来进行研究。其次,基于语言的性别差异,证明了女性语的存在。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都承认在语言现象中存在着性别差异。中国传统的语言学不研究语言的性别差异,到了社会语言学,才开始研究语言与性别的关系,中国学者对语言性别差异的专门研究起步则相对较晚,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语在日本早就出现了,并且具有明显的语言特征。根据井出祥子等学者的研究,日本语言性别表达差异可分为两种:一是只局限子男性或女性一方专用的绝对措词;二是具有其中一种性别运用偏多倾向的措词。从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于女性语的共性看法就是女性语是客观存在的。再次,针对女性禁忌语的含义分析、女性禁忌语的认识以及禁忌语与委婉语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说明。按照学者刘耀武在《日语词汇学》所提出的“男性语与女性语”、“幼儿语与老人语”、“阶级语与集团语”、“职业语”、“禁忌语”五种语言分类,本文将语言现象中的禁忌语和语言使用过程的女性语结合在一起分析,即为女性禁忌语的考察。从历史上看,日本的「斎宮の忌詞」和「女房詞」都是为了回避忌讳而产生的,所以是女性为了回避、代替禁忌语才使用的女性语,反证可得出结论:日本早在平安时代就存在女性禁忌语。虽然中国女性禁忌语没有此种明确的词语记录。但是中国与日本相同的是,两国女性禁忌语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学者都没有给出女性禁忌语的定义。本文为了研究的明晰,将女性禁忌语界定为:女性禁忌语是指在社会交往以及人际沟通当中,女性需要特殊注意的,女性一旦使用,会产生高于男性使用的不良语言效果所以要对之进行回避的词语。所以,作者认为:女性禁忌语的回避范围和频率要高于男性,女性使用了女性禁忌语所产生的负面的语言效果同样要高于男性。另外,由于女性为了回避禁忌语常常使用委婉语,本文论述了禁忌语和委婉语的关系。在日常交际当中,委婉语就是禁忌语的回避方式之一,委婉语就是为了回避禁忌语而采用令听话人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两者不可孤立存在,互相依赖。可以说禁忌语的产生发展推动了委婉语的产生和发展。进而,针对中日女性禁忌语的回避以及回避法进行了分析。本文在将女性禁忌语明确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分类研究。从“称谓禁忌语”、“性相关禁忌语”以及“厌恶之事的禁忌语”三个方面,分别对中日女性禁忌语进行了分类分析。在称谓方面,古代中国女性既不能直呼自己的名字,也不能直呼丈夫的名字,女性采用“奴、妾、贱妾、妾身”等低贱的称谓语来称呼自己;古代日本人认为人的名字与人的安全、健康和命运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人们不直呼别人的名字,女性也不能直呼自己丈夫的姓名,此外女性对「あなた」这个词的使用非常谨慎。在性方面,中日两国女性对与性相关的性器官、性行为、生理情况等都毫无例外地忌言。对于厌恶之事,中日女性对于与“死”、不洁行为等相关的词汇,回避程度要高于男性。如:在中国,女性禁用“胖”、“胸平”等描述自身形态的词,也忌讳将这些词语用于描述其他女性,否则将会触及女性的尊严。在日本,女性比较特殊的语言禁忌,如对「酢」、「糊」、「塩」、「針」、「灯芯」等词汇的禁忌。从回避话题可以看出,两国女性在禁忌语回避话题的选择上,虽然在某个领域具有一定的差异,但在整体上都具有相似性。最后,关于中日女性禁忌语的回避法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言语交际中,中日女性对于禁忌语存在着诸多方式的回避。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可以从语音手段、词汇手段、语法手段三个方面,对中日女性禁忌语的回避进行分析。在语音手段方面,通过换音、略音和叠音三种手段可以有效实现对某些语言禁忌的回避,如:中国女性用“大”和“小”代表“大便”和“小便”。日本女性把「するめ」说成「するする」、而且把「あさづけ」说成「あさあさ」。在词汇手段方面,通过多义词替换、外来语借用以及禁忌语替换这三种方法可以有效实现对某些语言禁忌的回避,例如:中国的女性不说“强奸”,而说“施暴”;日语当中,女性们常常把「便所」称为「トイレ」(toilet)、「レストルーム」(restroom)。在语法手段方面,通过缩短句子和使用代词可以有效实现对某些语言禁忌的回避,如:汉语中,女性通过“动词﹢了”这个词组来使原文缩短进行避讳的交际目的。从回避方式可以看出,两国女性在禁忌语回避的方式选择上,也存在着相似的共性特点,但是在语法使用上,日本女性对于禁忌语的回避更为复杂。总之,可以看出中日女性禁忌语确实作为社会中一种语言现象而存在,存在即有合理之处。中日女性禁忌语的存在与使用中的回避都与其各自的社会文化、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女性的生理与心理特点密切相关。在交际的过程当中,禁忌语的回避就是通过委婉语来实现的。并且,从女性禁忌语回避的内容及其回避方式来看,中日女性存在着共性特征。当然,女性禁忌语是包含于禁忌语范畴之内的,因此这些回避方式也是禁忌语所普遍适用的。由于女性的话语体系具有独特性,回避的内容亦具有独特性,本论文仅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